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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年间，丁传靖辑成《宋人轶事汇编》二十卷，可以说是这类典籍中的上乘之作，研究宋代文史的人一直把它视作案头必备之书。但吴梅在金陵大学授课时曾介绍说，丁氏编此书时已在晚年，精力有所不及，他仿白居易辑《六帖》的做法，置备了许多坛子，将抄录剪裁下的材料分别投入，只是老眼昏花，时常发生错乱，抄录时书名亦常有误，这就影响到了成书的质量。吴、丁二人乃老友，故所说可信。我在写作有关宋代文学理论的一篇文章时曾吃过苦头。查《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二引《清波杂志》曰：“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其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这是有关苏诗风靡朝野的生动记录。当我将要发表此文而核对材料时，发现原书中无此文字，向人请教，也无结果。大家都很熟悉这一条文字，但不可能贸然记得它的出处，因此文章延搁了很久不能发出。后来我翻冯应骝《苏文忠公全集笺注》，在后面的附录中方才找到上述文字的原出处——《风月堂诗话》。《宋人轶事汇编》中这类问题很多，还有前面提到的问题，删节或改写时不作任何交待，这些都使当代的研究工作者难以接受。 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应友人之约，整理了《唐语林》一书，朋友们就怂恿我继续开拓，进行唐人笔记小说的研究和整理。他们认为我为《唐语林校证》一书设计的体例较好，这时我就想到，应该吸取《宋人轶事汇编》的经验教训，编一本高质量的《唐人轶事汇编》。 我向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申请立项，得到批准，获得经费上的支援。我古典文献研究所内的三位成员——严杰、武秀成、姚松负责全书编纂的具体工作。他们花了三四年的时间，先作长编，后作考核，始行定稿。交稿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丁如明同志又认真审稿，抓紧时间很快出版了。 如上所言，此书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教训，在内容上有了进一步的考量，在体例上有了很多新的建树。全书共一百七十余万言，分为四十卷，引用唐宋文人所撰的杂史、传记、故事、小说近三百种，所收人物近二千七百多人，内容可谓宏富。又加体例上有很多长处，读者使用时，咸称便利。 《唐人轶事汇编》中每一位人物的事迹，采取编年与分类相结合的方法排列，这样可以看出人物自幼成长的过程，也可看到他在其他方面的种种表现。材料的择取，集中于文史类内，排除那些荒诞无稽的记载，但对某一方面的特殊材料，如有关一行、张果等人的某些事迹，涉及宗教与民间信仰，或与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有关，故亦慎择摘取。好些辞条共记一事，则按照著作的先后或记载的完整程度排列，读者不但可以掌握首出的与完整的材料，还可以了解到这些事件传播的广泛程度。有的辞条涉及多人，则用互见法加以解决。但这在工作上却增加了不少麻烦。总的说来，我们在内容和材料的审辨上下了很多功夫，多方发掘，继之以考证，每一个环节都可看出编纂者的努力。 此书问世后，颇获各界好评。时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李国章同志在纪念该社的创办而撰写的《四十载辛勤耕耘结硕果》一文中称《唐人轶事汇编》是“专题性古籍整理的集成性作品”；尚古轩在香港《大公报》上撰文，则称轶事爱好者读是书时“似深入宝山，定可满载而归去”。 三 由于此书取得了成功，学术界很多朋友劝我继续从事这一方面的活动。程千帆先生多次提及丁传靖的《宋人轶事汇编》亟应改编，这时他更督促我抓紧时间完成这一工作。为此我又约请葛渭君、周子来、王华宝三位同志承担这一著作的具体编纂任务。 经过讨论，我们一致认为：不能在丁氏原书的基础上修修补补，应该参照《唐人轶事汇编》的体例，扩大著作的规模，预计全书完成后，将达二百三十万字左右。这一部书，我们仍将命名为《宋人轶事汇编》，俾与《唐人轶事汇编》连接，成为前后相续的姊妹篇。 我在多年摸索之后，加深了对这类古籍整理工作的理解，尤感深切的是，从事大型汇编的编纂，体例问题首应考虑，那种号称思想内容可统括一切的观点，实属不动脑筋的懒汉作风。 古人的成功经验可供我们借鉴。从事大型编纂工作，必须先制成长编，集纳材料，详辨而慎取之，最后组织成文。编者斟酌择取的过程，应在书中有所反应，以便读者考量与复核。我们编纂这类书籍，应以结构科学、材料可信与方便实用为最高原则。尽管有些人对这类著述不感兴趣，认为显示不出学术水平，实则学者水平的高下在编纂思想与著作体例中不难看出。我相信，夸夸其谈的人决然编不出什么高水平的著作来。 经过长达十六年的努力，《宋人轶事汇编》终告完成。我在该书《前言》中写道：“《唐人轶事汇编》和《宋人轶事汇编》二书的编纂，前后达二三十年之久，我自上世纪八十年代筹划这一系列的编纂，今以耄耋之年看到二书之成，有益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不胜欣慰之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