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有关历史人物的奇闻轶事，自《世说新语》等书问世后，一直受到知识阶层的重视和喜爱。只是这类随笔式的著述，内容庞杂，水平良莠不齐，古人一般评价不高，将其归入小说一类。“小说”也者，道听途说、街谈巷议之谓，势难据为典要，与正史并列。 傅斯年与陈寅恪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分别提出了“正史”、“小说”应等量齐观的观点。二人都认为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因此他们强调今人治史应“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这种观点的出现，实为史学思想上的一大进步。 清代已有一些学者强调扩展史料范围的重要性，如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提到，他曾努力搜罗偏霸杂史、稗官野乘、山经地志、谱牒簿录、小说笔记等文，尽取以供佐证。这是因为清代朴学重考据，首求材料的齐备和态度的客观，于是轶事类的著作才能提升到重要的地位。清末民初缪荃孙等人注重刻印唐宋笔记小说，继承并发展了朴学的传统。 傅斯年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据点，倡导“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则自有其西学背景。傅、陈二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同在德国学习，曾受兰克（Ranke）学派的影响，该学派以“客观主义”和“科学方法”为号召，以为历史学家的治学要像自然科学家的治学一样，应该最大限度地掌握资料，然后进行精密的考查。这种史学理论，体系更为完整，自比清人之说更为深入。 陈寅恪还提出了“通性之真实”的理论，为史料的活用打开了大门。他举康軿《剧谈录》中所记载的元稹求见李贺遭到拒绝一事为例，说明唐代重进士轻明经的社会风气。从这一记载的真实性而言，可以说是荒谬，元稹明经擢第时，李贺才四岁，又怎能发生这一事件？但若把这看作其时特有的社会风气的反映，则可觇知唐代文人的普遍心态，就得承认这一记载确是不失为珍贵之社会史料。 陈氏的这一理论，以及他所提供的例证，可以给人以很大的启发。唐代文人尽多这类有趣的故事。例如《方舆胜览》卷五三中有一则轶闻说：“磨针溪，在（眉州）象耳山下。世传李太白读书山中，未成，弃去。过是溪，逢老媪方磨铁杵，问之，曰：‘欲作针。’太白感其意，还卒业，妪自言武姓。今溪傍有武氏岩。”《锦绣万花谷》续集卷十一亦载此事，可征其传播颇广。“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成语，显然出于此一轶闻，但世人大都不知道此说原与诗仙李白有关。 这类事情是否属实，很难断言，看来只像是一则寓言。人们可能还会产生疑问：李白天才卓荦，应当咳唾成珠玉，不似苦吟派中人物，学诗之时用不到下铁杵磨针般的苦功夫。 但《酉阳杂俎》前集卷十有云：“白前后三拟词选，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别》赋。”传世的李白集中仅见《拟恨赋》一篇，《拟别赋》则已佚去。但从“三拟词选”的记载中也可看到李白所下功夫之深。 李白喜作古诗，不喜近体，这自然与他不受绳束的个性有关。只是从他早年的创作来看，如《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寻雍尊师隐居》等五律，工致的当，足征他在诗歌格律上确是下过很大的苦功。《本事诗·高逸》中还记载，唐玄宗尝因宫人行乐，遂命召李白前来吟咏，“上知其薄声律，谓非所长，命为《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白取笔抒思，略不停缀，十篇立就，更无加点。笔迹遒利，凤跱龙孥。律度对属，无不精绝。”从现存的八首五律来看，可证孟启的记载不误。这一轶闻，再一次地证明了李白早年曾在近体的格律上下过苦功，才能在需要时一气呵成，挥洒自如。这样看，“铁杵磨成针”之说虽似无稽之谈，但不是恰好反映了李白创作上“看似容易却艰辛”的一面，因而弥足令人叹服么？ 二 上述有关历史人物轶事的著作，近人大都称为笔记小说。人们如把一代著述集中起来，与正史并读，不就可以掌握该一历史阶段人物的总体面貌了么？ 《唐诗纪事》《词林纪事》等书，所记录者，只是文人的史实与轶闻。有人将记载各类人物的相关著述集中起来，于是有《宋稗类钞》《清稗类钞》一类著作行世，只是这类著作一般编得都不理想。原书经改写后，随即抹去作者与书名，而且编者任意删节，甚或歪曲原意。他们本将这类作品视为茶余酒后的消闲之具，因而大都草率从事。若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自不足据为典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