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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对该书的注释是在曾惊秋肃之后，所以执笔时还是有些瞻前顾后、欲说还休的拘忌。“有一位朋友看了书中的唐玄宗小传，便说写得太简单平庸。这意见是对的。我在写小传时，原想加这样几句话：早期雄才大略，奠定开元盛局，晚年宠信杨贵妃、杨国忠、李林甫等，导致国政败坏，两京沦陷。这些话虽还平允，却不新鲜，前人对玄宗的评价大抵如此，即史家所谓‘天宝夺明’，宋人郑獬《明皇》中的‘十年傲尧舜，一笑破乾坤’（原注：‘一笑’指《长恨歌》中的‘回眸一笑百媚生’句。其实杨贵妃也是牺牲品。她固然有自己的过失，但别人对她的过失更大些。）两句，就很为人传诵，可是踌躇之余，觉得还是不写为宜，似也可看作‘得失寸心知’的别解。” 尽管这样，父亲在为此书加工时的轻松自在的心情，却是未曾有过，最显著的便是对李白和杜甫的论评：“李、杜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双星。一个是天马行空，一个是苍松拔地，对他们的褒贬，原是学术上的仁智之见，例如西昆派杨亿就讥杜甫为‘村夫子’，这话并不是毫无道理，杜诗中确有些庸俗的作品，但如果就对待人民的态度来衡量，就杜甫本人的品格来说，假使公道尚在人心，答案不难分明。当我把《唐诗三百首》中杜甫作品加工完毕后，一个几经万方之难，笔染民间涕泪，晚余多病之身的地地道道的儒家诗人杜甫，仿佛便站在月影星光之下。我在《古柏行》的‘说明’中说：‘蜀江水碧，丞相之树常青。伟大的诗人歌颂了应当歌颂的伟大的政治家（指诸葛亮）。在这一点上，杜甫确实无负他这枝如椽之笔。’蜀汉的偏安蜀中，唐室的频遭颠荡，这些时代的特点使杜甫笔下的古柏形象具有化身性的性格。它的每一片叶子，每一根枝条都象征着历史的先后承续，结合成我们民族的坚实的整体。对于‘伟大’这一词眼，我在写各家小传时，原是有所控制，防止泛滥，但用在杜甫身上，自问还心安理得。” 《唐诗三百首新注》的作者小传（包括“说明”）是父亲用功最深，也是最有见地、最有特色的部分，香港《大公报》1980年10月29日有陈宏《评三本〈唐诗三百首〉》一文评此书道：“而注者致力最勤的恐怕要算是它的‘说明’（包括‘作者介绍’在内）。这些‘说明’涉及的方面很广，有介绍作者生平事迹和创作风格的，有说明诗题和写作背景的，有提供参考资料的，有录述前人评语的，有谈意境的，有讲韵律的，都能做到因诗而异，不落陈套，读后令人感到有益有味。” 《唐诗三百首新注》1980年的初版，为“文化大革命”揖别不久的读书界吹进了一股新鲜空气，使唐诗这一雅俗共赏的文学载体再次焕发青春，因此，该书不断重版、重印，很快就风靡海内外，赵昌平在为该书陕西师范大学2005年版所作的序中道：“自道光年上元女子陈婉俊始，二百年间为孙洙《唐诗三百首》注释疏解者，无虑百家，而其中影响尤著者，允推性尧前辈《唐诗三百首新注》。是编始印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二十余年来，重印，重版，新一版，港台版，累计印数当达二百四五十万之巨，非特于中国古籍图书中首屈一指；即以今之所谓畅销书标准论之，亦称罕见；而畅行复能恒久，更属绝无而仅有者。或曰蘅塘退士为唐诗之功臣，则性尧前辈洵为功臣之功臣也。”该书还被清华、北大列入大学生必读书目，使新时代的大学生得以更好地接受唐诗精华的熏陶。 今夏，该书又将以崭新的面貌再次奉献给广大读者。所有这一切，亲爱的父亲，您在当年注释加工时是绝没有想到的吧！7月15日，是父亲的9周年忌日，我想，清文一篇祭亲人，该是最好的祭奠方式—谨以此文纪念父亲辞世9周年及冥寿100岁，也衷心期待《唐诗三百首新注》越出越好，在唐诗这一璀璨的星空中永远熠熠闪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