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启超(任公)身跨政、学两界,名满天下,著述宏富,于当时后世影响巨大。然而,在今天很多人心目中,其形象却飘忽不定,以致有研究者称其人多变无恒守,其学多面无统绪。其实,任公一生跌宕起伏,其行动主张固然多所变更,其中却有一以贯之者;其学问涉猎极广,多所开创,其中确有统摄全局者:其一贯、其统绪正是中国传统的修身之学。而这一点被我们大大地忽略了。梁任公的修身之学奠基于万木草堂时期,深化于戊戌变法之际,确立于游历美洲之后。政治行动的挫败,促使他从政、学两方面深入反思:为政者缺少修身工夫,则内心无主宰,行动无根柢;为学者如无修身工夫,则知识愈多,愈为作恶的工具。他总结清代以降的政治:曾国藩走的是“道德改造”路线,从改造自己做起,然后砥砺朋友,找到一个是一个,终于开创了一片新天地;继之而起的李鸿章转而走“功利改造”路线,以功利为本位,专奖励一班有才能而不讲道德的人,政局无可避免地衰敝下去;袁世凯则更以富贵为本位,变本加厉,明目张胆地专门提拔一种无人格的政客做爪牙,天下事遂不可收拾。这种风气蔓延到社会上,“现在一般人,根本就不相信道德的存在,而且想把他留下的残馀,根本去刬除”(《梁先生北海谈话记》);表现在教育上则是 “智育日进,而德育日敝”(《节本明儒学案》眉批)。概括言之,政治、社会的败坏在于重功利而轻道德,轻道德的根源在于传统修身之学的衰落。 1903年之后的梁启超,其自立立人的宗旨确立为以道学统驭科学,以德育统摄智育;德育的内容则为先私德后公德,即以传统的道德学问为本;德育的方法则是从个人修养做起,推己及人,即回到传统修身为本的正路上去。此是任公的“晚年定论”,是他此后巡回各地演讲和参加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初衷,也是他编撰和出版《德育鉴》《节本明儒学案》《曾文正公嘉言钞》三书的原由。 不幸的是,梁任公当年的大声疾呼并未改变历史的进程,其对前途的担忧早已成为现实:那之后的政治改良固路漫漫其修远兮,今日学界之腐化堕落亦有目共睹,学校则适成为“贩卖知识杂货店”(《为学与做人》)。然则任公之努力果无意义乎? 修身三书的出版,当时就深刻影响了一批士子如蔡锷、徐志摩、梁漱溟的人生道路,谁说不是在另一种意义上改变了历史? 任公有诗云:“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今天重印是书,名之曰《梁启超修身三书》,固在继承先生之遗志,亦以还任公真面目与世人。 三书之所由作,乃为修身实践作指导,一面总结了修身之学的道理和方法,一面结合任公自己的亲身体验,谆谆提醒工夫的要点。惟愿有缘读是书者,如任公所期望,真实做修养工夫,幸勿以思想资料视之! 刘海滨 2016年4月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