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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崇年:学者的使命就是创新

http://www.newdu.com 2018-06-25 山西晚报 孙轶琼 参加讨论

    
    阎崇年携新书《森林帝国》亮相沁源。
    
    沁源举行《森林帝国》新书发布会现场。
    
    阎崇年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凭借在清史研究中的独树一帜,以及作为央视《百家讲坛》的“元老”讲师,阎崇年成为活跃在电视荧屏上的“学术明星”。2006年冬季,在山西省图书馆的“文源讲坛”,记者曾与阎崇年有过一面之缘。那时的他,精神矍铄笑容可掬,和众多粉丝一起探讨人生;时隔12年,在6月的仲夏之际,85岁高龄的阎崇年携新书《森林帝国》亮相沁源,此时的他依然“年轻”,不仅对生活充满激情,更对学术研究有着饱满的热情和严谨的态度,你或许不知道,为了研究“森林帝国”,他坚持了20年之久,最终把成果凝结成书。
    A 学术研究要从问题开始
    山西晚报:《森林帝国》是4月出版的还带着墨香的新书,您能介绍一下这本书吗?
    阎崇年:这本书首次论述了中华文明具有农耕文化、草原文化、森林文化、高原文化、海洋文化等五种文化形态。其中,森林文化孕育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直到满洲,文脉之承续,三千年不绝。以森林文化为纽带,统合农耕、草原、高原、海洋多元文化,形成多元一统的中华文明帝国。
    山西晚报:相比其他文化形态而言,森林文化似乎很少听到,您怎么会想到研究这一领域?
    阎崇年:这件事情其实跟毛泽东主席还有点关系。因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王光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毛主席曾经问过,满族只有几十万人口,十万人的军队,怎能打败一个有着有一万万人口、一百万军队的明朝呢?满族人建立清朝并统治时间长达268年,又有什么秘诀?当时,我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是却把这件事情记在了心里,所以我写这本书的初衷就是来回答问题,解答未知的。
    山西晚报:您在早年间就提出了“赫图阿拉之问”,而且也把《森林帝国》这本书称作是答疑之作,其实探究的就是努尔哈赤的崛起之路,现在是不是有定论了?
    阎崇年:这么多年,我也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是从文化角度切入,探讨整个东北地区的历史。因为从森林文化走出来的满洲统治集团,逐渐统合农耕文化、草原文化、高原文化以及海洋文化,使得各种文化类型既能合而不同、自身得到发展,又能够互通有无、促进多元文化共同发展,最终汇聚成为中华文明,各文化类型的族群最终凝聚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统。
    山西晚报:如果对“森林文化”一言概之的话,怎么来解读?
    阎崇年:我查看卫星拍摄的世界地图,发现北极冻土带往南,约北纬42°至北纬70°间有一条森林带,这条森林带包括现在的北亚、北欧、北美。森林带的南部是草原带,即所谓的欧亚大草原,再南就是温湿农耕带。我从这张图上思考,这一条带的文化叫什么?有森林,有人,有文化,自然、人文、社会三个因素交织,我就把这个现象叫做森林文化。以“森林文化”为纽带,便可将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满洲等东北地域的族群历史串联起来,寻找他们共同的文化背景,并以此出发,重新思考与研究清史、东北地域史和民族史。其实我国国内包括国外,都很少有人研究“森林文化”的历史,我之前也怕这个论点的提出不成立,但是经过几次论证,专家学者们还是非常认可的,大家觉得森林文化、森林帝国及中华文明五种文化形态概念的提出,有助于澄清两个认识误区:第一,认为中华文明帝国只有一种文化形态;第二,认为文化统合就是文化征服或文化同化。中华文明发展的宝贵经验在于两个字——“合”与“一”,实现中华多元文化统合,形成中华民族多元统一。
    山西晚报:您提到了写这本书的初衷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其实在您的很多著作中,都有解答未知的这一个共同的特点,这是您做学问的原则吗?
    阎崇年:我认为,学者的使命就应该是从研究问题开始,而且还要创新。北宋著名理学家张载的四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什么是“为往圣继绝学”,这就说明了要创新,要研究别人所没有研究过的。很多时候,正是因为我们对某一个层面心存怀疑,有了问题,研究起来就更有动力了。当然,创新不是一味地要造话题,前提还是要严肃撑底。
    B 继承传统文化绝非一朝一夕
    山西晚报:《森林帝国》的起源是因为上世纪90年代的一个“命题”,这样算来的话,这本书写了有20多年了?
    阎崇年:对,就是有20多年这么久。在这个期间,我不停地寻找答案,也为此收集材料、走访不同地区和国家,最后得出了“森林文化”的概念,不过写书的时间用了5年。
    山西晚报:很难想象,用20多年的时间去研究一个问题,您是怎么做到的?
    阎崇年:研究历史这个东西,是你花费毕生精力都研究不完的。大家都知道,我对乾隆皇帝比较感兴趣,可是有关于他的史料那简直是太多了,你每天不吃不喝不睡觉,看上24个小时的书的话,活到100岁也看不完这些史料的。一个学者的能力是有限的,他可能一辈子都做不了几件事情,但是要做好,做到有分量,就得坚持下来,持之以恒。这其实也是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你要想把传统文化的精髓研究透彻,就得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去做、去学,绝非一朝一夕的工夫。
    山西晚报:很难相信,我眼前的您已经85岁高龄了,当别人颐养天年时,您却还笔耕不辍思考、探究着,特别想问,您的研究激情来自于哪里?
    阎崇年:应该是对于真相的严谨性吧。换句话说,就是较真!
    山西晚报:人们都提倡要 “难得糊涂”,您这应该是很难糊涂吧?
    阎崇年:哈哈。做学问的人,就不能糊涂。我之前写一篇关于明朝名臣于谦的文章,里面用到了一首诗,很多人都说是于谦写的,但是也有不同的声音。面对这样的争议,你就不能乱用,所以就得找诗歌的出处,于是我就开始找各个版本的《于谦集》,有些孤本还不在北京,我又跑到了上海、苏州、宁波、福州等地,从于谦去世到现在的几百年里,那关于他的集子是真不少啊。虽然只是这么简短的一首诗,但只有你把国内的相关文献都查到,确定之后,才能得出结论,要不然这就是对于学术研究的不严谨,是会闹笑话的。
    山西晚报:这样的较真事例应该不少吧?
    阎崇年:前段时间,在北京六环的地方,发现了一座古代建筑基址,有护城河,有城墙,就连井都是铜制的,这肯定说明这个建筑非同一般,而从建筑形制来看,有可能是个王府。不过摆在大家面前的疑问就是,王府通常都建在北二环以内,这六环的地方怎么能有王府?你要想探究这个问题,就得去查资料啊,所以我就查找那个时代的建筑资料,想探究一下这所宅院到底是谁的。最后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里找到了满文记录的档案,记载了这所建筑是在康熙六十年竣工的。可是孤立不成证,你还得找档案,这就需要找工程开工记录。清朝时期,管理建筑的部门就两个,一个是内务府,一个是工部,而宫廷建筑这事是归内务府管理,为此就得去找到相关部门查档案。当时工作人员也挺犯难,觉得史料太多了,查起来太费事。也正是因为在不断研究的过程中,你能明白自己需要什么,甚至可以准确地缩小查阅的范围,所以我就提出来,既然是康熙六十年竣工的,那就找竣工前5年期间的档案,而且只要查报账档案就可以了。硬是查了20多天,最后真的找到了这所建筑工程开工的信息。
    山西晚报:您这样的“较真”也是一门学问。
    阎崇年:这可能就是历史研究的难点所在吧,不过我追寻的原则始终有两个,第一,说别人没有提出的观点,第二,用别人没有用过的观点。其实,做学问真的着急不来,还是要讲究瓜熟蒂落。
    山西晚报:您是文化圈当之无愧的“大家”,如果要让您来总结做学问的心得,您有何建议?
    阎崇年:一定要多读书,读书可以改变命运,至少可以影响三代人。要继承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把读书与修身、修心结合起来。
    C 以后要把沁源写进《森林帝国》
    山西晚报:我这是第二次采访您了,其实您也是我们山西的老朋友了。
    阎崇年:1981年,中国地方志学术研讨会在太原开,那是我第一次来山西,住在晋祠宾馆,在晋祠看碑、看雕像,印象太好了。第二次游山西,是随北京市文物局长,沾了人家的光,看到了好多文物,山西宋元之后地上文物全国第一,名不虚传。2007年,我去过平顺,当时还见到了申纪兰。按道理,她已经算是全国的标杆人物,传奇人物了,可是依然保持着农民的本色,还是那么质朴,她领着我,去她家里参观,跟我聊天,我问她为什么不去省城工作,她说她就要守着自己的家乡、建设家乡。当时我真是很感动,她身上朴素的劳动人民本质直到现在还让我念念不忘。
    山西晚报:您把新书首发的地方选在了沁源,是不是也是源自对山西的好印象?
    阎崇年:或许有这部分的原因吧。4月28日,沁源在北京举办了一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荐会,也是偶然得到了朋友的邀请去出席了一下。正好前一天,《森林帝国》的样书出来了,编辑给到了我,我也就带去了会场,没想到见到沁源的领导们,他们认为森林文化这个内涵和沁源非常契合,如果能把新书发布会放在沁源当地的话,肯定对营造沁源的绿色生态、人文旅游事业是有益的。我也是对山西的森林抱有“怀疑”态度而来的,没想到一到这里,还真是让我耳目一新,眼前一亮。
    山西晚报:在新书发布会上,您可是大赞沁源,到这里后是什么打动了您?
    阎崇年:我没想到在山西晋东南地区的小县城里,竟然有这样一片浑然天成的天然氧吧,森林覆盖率达55%以上,所以我第一次到了这里,觉得真是天好、地好、山好、水好、空气好。当初就是为了写《森林帝国》这本书,我是拿着地图,把有森林的地方都跑了一遍,比如黑龙江、大兴安岭、小兴安岭等等,甚至新疆、青海也去过,就是想看看不同地区的森林生态,造就了怎样的文明。可是惟独不知道沁源有森林,如果我要是考察期间来到这里,我肯定会把沁源的森林写到书里。
    山西晚报:沁源的森林貌似和您研究的东北文化历史有点 “距离”,不知道会把它怎样写入书中?
    阎崇年:就是在提到农耕文化地区为代表的森林时,我想不到任何合适的地方,所以会一笔带过。但是这次来到沁源,真是为我找到了合适的案例,以后我肯定会说,沁源的森林,就是农耕时代森林文化的最好代表。等这本书再版修订时,我就会把山西沁源写进去。
    跟阎崇年先生交谈,很流畅,先生旁征博引,用慢条斯理的语调,打开回忆的闸门,也用坚定铿锵的眼神,呈现其一生向学、认真钻研的信仰。很难相信,跟一位85岁高龄的老先生聊天,竟然能畅快,这也许就是大家的修养,而对于喜欢他的粉丝来说,未尝不是一种幸福,那就是在先生的研究中,感受传统文化的滋养和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采访最后,阎崇年说了,还有新的课题在他脑中酝酿,也许在水到渠成的那一天,他会把自己关在一个人们找不到他的地方,专心写书,因为传承中华文化,是他毕生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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