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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从文学青年到革命作家 ——论胡也频创作与丁玲早期创作的相互影响 胡也频与丁玲于1924年夏天相识，一年后成为伴侣，共同生活了五年，直到胡也频牺牲，两人的生活与写作交织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胡也频逐渐从一位诗歌小说作者成长为一位青年革命家，作为文坛“摩登女郎” 的丁玲也渐渐接近革命阵营，并最终加入左联。 胡也频虽然与丁玲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并同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创建时期的重要人物，但由于胡也频在文坛的活动时间相对较短，且实际影响力弱于丁玲，因而关于胡也频的研究成果远远少于丁玲。已有的胡也频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于胡也频生平事迹和经历的记叙或考辨；另一类则是对胡也频作品的细读与赏析。除此之外，胡也频还在丁玲研究中频频“现身”，被视为丁玲“左倾”的推动者——有学者指出，丁玲早期思想转变的原因，除了其“长期的主观努力以及当时外界的革命形势的促进”之外，“她与胡也频之间的相互影响，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1] 在后一类研究中，胡也频多数情况下只是一个背景式的人物，学者们关注的主要是胡也频与丁玲的生活轨迹与革命事业，并未深入探究二者在文学创作上的关联。近年来，已经有学者将二者的作品进行对读，找出了“互文”之处。[2]也有学者在考察二者作品的基础上，进一步比较了二人文学道路的异同。[3]笔者认为，对胡也频和丁玲文学作品的比较研究，还需要将“互文”现象置入二者在创作上相互影响这一动态过程，并进一步探析他们各自的创作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阶段性变化。而在具体文本之外，作者在创作中所处的时代环境与自身的生命体验同样是值得关注的。胡也频和丁玲都是1920年代活跃于中国文坛的青年翘楚，其文学活动与中国文坛的发展及时代思潮的变动密不可分。对胡也频和丁玲二人早期创作相互影响的研究，不仅为解读其文学和革命生涯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还将深化我们对五四之后的文学生态和文坛风貌的认识与理解。因此，本文试图在对读丁玲和胡也频作品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的史料记载，从个人经历、艺术手法和生命体验等方面，深入考察胡也频创作与丁玲早期创作的相互影响；同时，对这一过程中二者在思想倾向上的成长变化进行梳理，以其实际经历与作品为经，真切的生命“共情”为纬，力求在文章中织出缜密而切实的图景，展现丁玲和胡也频从文学青年到革命作家的心路历程。 一、以文学为业的青年 胡也频和丁玲作为上世纪二十年代文坛的后起之秀，他们的创作风格与思想倾向与活跃于新文化运动初期及中期的文人——例如陈独秀、胡适以及郑振铎、许地山等人——有着很大的不同。姜涛将五四之后文坛崛起的这一批新人称之为“文学青年”的一代，并指出，这些新人们对待文学的态度是将它作为一种“更多与个体的情感、生存、欲求问题相关”的“私人性的‘志业’”。[4] 胡也频早年的生活经历和文学创作，堪称这一群“文学青年”的典型之一。胡也频出身不高，幼时在金铺当学徒，因遭受不公待遇从金铺逃出后，过着半流落的生活。之后进过一所海军学校，学机器制造，学校停办之后，胡也频没能考上官费的大学，继而从上海流落到了北京。在北京文化氛围的熏陶下，“要做技术专家的梦，已经完全破灭，在每天都可以饿肚子的情况下，一些新的世界、古典文学、浪漫主义的生活情调与艺术气质，一天一天就侵蚀着这个孤独的流浪青年”。[5]胡也频放弃自己原本所学，开始以文学为职业。最开始是和熟人共同编辑《民众文艺副刊》，在此期间结识了投稿的作者沈从文。沈从文形容胡也频的工作状态是，“每一份刊物寄出去时，都伴着做了一个好梦”，这个好梦是“只盼望所写成的文章，能有机会付印，印成什么刊物以后，又只盼望有人欢喜看看的”。[6]胡也频正是带着这样一个“文学梦”，步入文坛。 而丁玲在走上文学道路之前的成长历程却与胡也频大不相同。同鲁迅和张爱玲的经历类似，丁玲在幼时遭遇了家道中落的情形。丁玲虽然出生在安福县的一个大家族当中，但父亲“是个纨绔子弟，坐吃山空”[7]，去世之时丁玲不过四岁，家产已所剩无几，母亲还要负担沉重的债务。如此艰苦的成长环境，使得丁玲更易形成早熟的个性。在性格方面，丁玲还受到了学识渊博的父亲和独立自强的母亲两方面的影响。“丁玲在这样的环境里养成的个性，自是敏感、早熟、孤傲而近于文艺的。”[8]而在之后的青少年时期，丁玲与文艺更近了一步。在周南女中求学时，丁玲在老师的引导下积极尝试写作[9]；在上海求学期间，她旁听了沈雁冰和田汉等文学家开设的课程。这样的生活和学习经历，“使丁玲对文学虽非醉心以求，却是有备而来、有感而发的”。[10]比较之下可以看出，丁玲在文学上的天赋和素养都高于胡也频，也正因为有了这些绝佳的条件，丁玲的创作虽然起步晚于胡也频，但却“一提笔就非同凡响而后来居上也”[11]。 拥有文学天赋与素养的丁玲，为什么迟至1928年才正式发表自己的第一篇作品，开始自己的创作生涯？（与之相对，胡也频早在1924年便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这大概是因为，丁玲一开始并未想过以文学为业。丁玲的成长环境和胡也频尤为不同：由于母亲和向警予、陶斯咏是好友，且她们都是热心于革命的新女性，因而丁玲从幼时起便接触到革命思想；在长沙读中学时，丁玲就已经参与过社会活动；而在上海大学旁听时，丁玲虽然对文学产生了兴趣，却并没有创作的念头，反而逐渐厌倦了上海的文化氛围，因为“北京的老同学来信说那里思想好”[12]，于是从上海奔赴北京——可以看出，丁玲的心之所向是一条与“走在时代最前面的一股力量”[13]靠拢的路径，即一条革命之路，并且这也是一种贯穿于丁玲一生的“内在精神气质”[14]。此外，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经济上，开明的丁母都给予丁玲极大的支持，为丁玲充分依照主观意志去追寻自己的人生道路创造了条件。在尚未感到经济压力的情况下，丁玲可以不急于确定自己的方向，而是过着一种几近“游牧式”的流浪生活。 关于为什么开始创作小说，丁玲的说法是：“因为寂寞，对社会不满，自己生活无出路，有许多话需要说出来，却找不到人听，很想做些事，又找不到机会，于是便提起了笔，要代替自己给这社会一个分析。”[15]由此可见，丁玲选择文学，主要是出于一种精神需要。丁玲起初最向往的志业是参与革命,她说自己到上海去是为了“找共产党”[16]，但接触到共产党之后，丁玲产生了犹豫：“我觉得共产党是好的。但有一样东西，我不想要，就是党组织的铁的纪律。”[17]丁玲放弃了入党，但是想要击水革命中流的愿望却没有改变，也正因为如此，丁玲来到新文化运动已经落潮的北京后，才会感到苦闷，进而开始自我抒写。 二、 “爱神之降临”：青年作家的恋爱与创作 丁玲提笔创作，既源于内心的苦闷，也和胡也频有关：“《在黑暗中》作者的动笔，以及第一篇作品的问世，显然是出之于她这个同伴的鼓励与督促。”[18]但在此之前，胡也频的创作已经受到丁玲的影响。两人同居期间，胡也频创作了一些歌颂爱恋的炽热情诗，例如《别曼伽》《爱神之降临》《自白》等作品。作为胡也频的恋人，丁玲无疑是这些诗篇歌咏的对象，例如在《别曼伽》一诗中，胡也频写道：“你秀媚的眼光灿烂在黑暗里，并艳冶我既悴的心花；你那时温柔的微笑，便无意的眼波，今也‘何堪回首’了！”[19]当时与两人交往密切的沈从文看出，胡也频在这一时期的诗歌“差不多每一首都是在用全人格奉献给女子的谦卑心情写成的情诗”。[20] 同时，丁玲当时消沉的情绪亦影响了胡也频：“我那时候的思想正是非常混乱的时候，有着极端反叛的情绪，……，走入孤独的愤懑、挣扎和痛苦。所以我的狂狷和孤傲，给也频的影响是不好的。他沾染上了伤感与虚无”。[21]这一点在胡也频1925年到1928年期间的作品中显而易见。他在此期间写了大量抒发伤感情怀的悲歌，传达出颓废与绝望的情绪。在《恐怖的夜》中，胡也频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呵！一个渺茫世纪的过去，留下了冷漠与沧桑，无数异样的死之痕迹，点缀这宇宙的空虚。”[22]在《公主墓前》一诗中，这种悲观情绪表达得更为强烈：“要击破这如死的沉寂，我亦奋力而攘臂；但终须绝望地疲乏了，以无奈何的忍耐慰藉悲愤！”[23]传达出相同感受的还有《寒夜的哀思》《悲》以及《生活的麻木》等诗作。反观丁玲最早创作的《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其中的伤感情怀也是十分明显的，尤其是在对生存的态度上，她和胡也频同样处于一种漠视生命的灰色情绪之中：“好在在这宇宙间，我的生命只是我自己的玩品，我已浪费得尽够了，那末因这一番经历而使我更陷到极深的悲境里去，似乎也不成一个重大的事件。”[24] 这种情感的产生与当时两人的人生际遇有关——“我们曾经很孤独的生活了一个时期。在这一个时期中，中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在南方如火如荼，而我们却蛰居北京，无所事事，也频日夜钻进了他的诗，我呢，只拿烦闷打发每一个日子”。[25]这种“蛰居”的生活状态与“烦闷”的心绪也在他们的创作之中也有所呈现。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一文的开头写道：“没有一些声息时，又会感到寂沉沉的可怕，尤其是那四堵粉垩的墙。它们呆呆的把你眼睛挡住，无论你坐在哪方：逃到床上躺着吧，那同样的白垩的天花板，便沉沉地把你压住。”[26]居所环境的逼仄和压抑，同样浮现在胡也频的诗歌中：“终日是饱食而呆坐，痴笨的眼光望着白壁，和以单纯的低弱之鼾声，偷渡了时光之飘逝！呵，永远是疲乏、迟钝，蛰居这空漠之小室，如昏瞀的垂死之病人，任风悲月朗，宇宙色变！”[27] 1928年年初，丁玲与胡也频离京，在上海定居下来。数月前，《梦珂》的发表标志着丁玲正式踏入文坛。沈从文对此时丁玲与胡也频二人的创作情况介绍道：“当她说把文章写成请求修改时，海军学生毫不推辞也毫不谦逊，以为‘当然得改’。可是，到后来两人皆在上海靠写作为生时，我所知道的，则是那海军学生的小说，在发表以前，常常需那个女作家修正。”[28]由此可见，胡也频丁玲会彼此修改作品。起初，大概是丁玲拿文章向创作经验更为丰富的胡也频请教，但是到了上海之后，丁玲迅速地成长起来，二人在创作交流上的主导地位发生了变化，胡也频逐渐成为丁玲的“学生”。 三、“往何处去”：青年作家的创作瓶颈与人生困境 在踏上文学之路后，二人先后遭遇创作瓶颈。而这期间二人在创作上的相互影响，是各自能够度过难关的关键所在。 在上海期间，胡也频发表的《北风里》《往何处去》《一群朋友》等作品中，都描述了写作者依靠微薄的稿费维生而稿子又不受书店老板欢迎所致的窘境。《往何处去》中的书店老板告诉主人公无异君：关于恋爱和性欲方面的作品更为受到读者欢迎，鼓励他尝试去创作这类作品。[29]但由于无异君的作品并不属此类，最终还是被拒稿，以至生路几近断绝。实际上，无异君的窘境，胡也频在现实生活中也亲身经历着：“杂志上要文章时，常有人问丁玲要，却不向海军学生要。两人共同把文稿寄到某处时，有时海军学生的便被单独退还。”[30]胡也频虽然在北京期间已经发表了不少作品，但是上海的出版环境与北京极为不同，更为商业化且偏向于恋爱方面的作品，以写作为生的胡也频不得不去积极地适应。当到了生计难以维持下去之时，胡也频笔下的著作者也在现实面前萌生过另择他业的想法，但是人物又将写作视为“生平的嗜好，无法革掉了”[31]，只能再次回到破败的住所中，继续过着“坐牢”[32]一般的创作生活。 这也反映了胡也频的现实选择：在面临创作瓶颈时，他最终没有选择停笔，而是试图迎合文学市场进行创作。 而丁玲恰以恋爱题材的创作见长。《莎菲女士的日记》甫一面世，即登上了《小说月报》的头条，并以其开创性成为文学批评家们关注的对象：“女作家笔底下的爱，在冰心女士同绿漪女士的时代，是母亲或夫妻的爱；在沅君女士的时代，是母亲的爱与情人的爱互相冲突的时代。到了丁玲女士的时代，则纯粹是‘爱’了。爱被讲到丁玲的时代，非但是家常便饭似的大讲特讲的时代，而且已经更进了一层，要求较为深刻的纯粹的爱情了”。[33]丁玲不仅善于书写恋爱，她塑造的“近代的”“新女性”形象也得到了批评家们的肯定。而胡也频对丁玲的影响力心知肚明，并对她在写作上的突出才能加以肯定。在小说《一群朋友》中有一个名为一番女士的人物，胡也频形容她是“一位非常懂得恋爱心理的，刚刚作小说便被人注意的那‘曼梨女士的日记’的作者”。[34]这无疑指的是丁玲。 在此情形下，胡也频借鉴丁玲的经验，对自己的创作做出了一些调整。他写了一些以恋爱为主题的小说，例如描写三角恋爱的小说《黑点》，以及情欲氛围浓郁的小说《一对度蜜月去的人儿》。同时，胡也频将目光投向中国妇女的命运，甚至尝试从女性视角出发进行创作。在小说《生命》中，他通过展现女性生育过程的艰难与凶险，表达出对女性命运的同情和对夫权的批评。最能体现丁玲对胡也频的影响是《黎蒂》这一作品。从出身和生存环境来看，黎蒂明显是丁玲的化身，例如有着湖南腔调，孤独地漂泊在北京，住在冷清的公寓里；她的性格和处世态度又与丁玲笔下的莎菲极为接近。胡也频形容黎蒂：“她只是沉沦在破灭的希望和无名的悲哀里面，但又不绝地做梦，不停地漂泊，痛惜而终于浪费她的青春和生命……”。[35]同时，小说中还有一个“苇弟”式的人物“罗菩”在追求着黎蒂。最终，黎蒂也像莎菲一样选择了离开北京，在别处继续“消磨我的未满的岁月”[36]正如莎菲要“在无人认识的地方，浪费我生命的余剩”。[37]这些相似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使得《黎蒂》一文几乎可以看做是《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姊妹篇，足以体现丁玲对胡也频创作的影响。 但是，丁玲很快也遇到了自己的创作瓶颈。《红黑》创刊前不久，丁玲在叶圣陶的支持下，于1928年10月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相比同时代的新人作家，丁玲无疑走到了前列。丁玲的朋友对她开玩笑说：“我们是背棍打旗出身，你是一出台就挂头牌了，在这上比我们运气好多了。”[38]但这个高起点之后，丁玲在继续发展的道路上却遇到了瓶颈：“我写了《在黑暗中》那几篇后，再写的东西就超不过那几篇了，还是在这个圈子里打转。”[39]丁玲所描述的这个原地打转状态，正是贺桂梅概括的“遭遇并穷尽个人主义话语的困境”。[40]丁玲虽然能够精彩地书写爱情与展现欲望，但她的作品中的人物在觉醒的同时，也开始走向幻灭，城市女性莎菲和梦珂如此，乡村姑娘阿毛亦是如此。“爱情”不再能够使人走出困境，反而让人堕入更深的绝望。在大的文学环境下，胡也频所遭遇到的问题丁玲也未能幸免：“‘硬写’而不能的焦灼，生存的幽闭、‘脱序’之感，以及文学生存与消费的怪圈，同样困扰着她笔下的人物”。[41]这也就意味着，胡也频即使学习丁玲，创作一些带有恋爱成分和情欲色彩的小说，也不能真正突破这一写作瓶颈。 而这一创作瓶颈，也折射出了二人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的人生困境。丁玲和胡也频，都是在五四新文化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人，他们热烈地追求自由，追求解放，和梦珂、莎菲一样急切地渴望主宰自己的爱情与人生，但当他们与旧思想决裂，走到五四新思想的天空下时，他们却发现眼前并没有一条明晰的人生道路。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的丁玲和胡也频才会陷入“混乱”、“孤独的愤懑、挣扎的痛苦”、“伤感和虚无”的精神状态。[42]只有在二人对革命的态度发生转变并将对它的理解融入自己的作品后，二人才逐渐突破了人生困境，并进入创作上的新阶段。 四、“到莫斯科去”：从文学青年到革命作家 胡也频和丁玲二人对于革命的态度，经历了一番曲折变化。从结果来看，胡也频早于丁玲加入左联。在胡也频牺牲后，丁玲才正式加入左联。但这并不意味着，胡也频相比于丁玲是“革命觉悟”更早的一方。施蛰存提到，丁玲在一次谈话中说：“在北京时，我是左的，胡也频是中间的，沈从文是右的。”且：“胡也频在认识我以前，没有认识一个革命者。”在他看来：“丁玲的革命思想，成熟得早于胡也频……。”[43] 可见，在胡也频和丁玲交往的早期阶段，于革命的认识程度上，丁玲是深于胡也频的。但为何丁玲并未顺利融入革命队伍？这关系到对于丁玲“左转”问题的认识，贺桂梅指出，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在很长时间都局限于某种单调的解释框架中”，“代表性的阐述方式都并不讨论丁玲立场转变前后思想和创作上的关联”；她试图突破这一单调的解释框架，从丁玲的思想和创作出发，为丁玲“左转”问题提供一种新的阐释可能。[44]本文吸收了这一新的研究思路，着眼于丁玲思想和创作的动态发展，尤其关注无政府主义思想这个因素。[45] 早在三十年代，茅盾就指出，在上海平民女校就读期间的丁玲和她当时很要好的两位朋友“全有浓厚的无政府主义的倾向”[46]。近期有学者爬梳了能够证明丁玲与无政府主义之关联的史料：丁玲到上海之后的废蒋姓并改名之举；丁玲和“无政府主义或者一度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有过密切接触”，其中包括施存统和瞿秋白，以及朱谦之。[47]其实，无政府主义对丁玲的影响，或许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蓬勃发展的新文化运动带动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大范围传播。1920年代初期，湖南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相当活跃，省城长沙涌现出一批由无政府主义者创办的组织——青年学会、青年俱乐部、湘雨诗社、湖南劳工会、健康书社等。[48]这些组织在社会上积极活动，其中黄爱、庞人铨领导的湖南劳工会不仅发动工人开展斗争，还主办夜校、读书会，出版刊物，向工人甚至全社会宣传具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思想。[49]丁玲于此期间在长沙求学，又在周南女中得一位“新思潮的鼓动者”——陈启明——的悉心指导。陈启明曾介绍丁玲阅读吴稚晖的《上下古今谈》，并且积极引导学生们阅读《新青年》、《新潮》。[50]因而丁玲很有可能在这一时期，就已经接触到了当时作为新思想的无政府主义。 考诸丁玲当时的一些具体做法，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清晰可辨。最明显的，是在政治组织的选择上。丁玲和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强烈地追求个人自由的实现，正是因为这一点，她始终无法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而加入一个政党—— “要服从铁的纪律，命令我干一件事，就非干不可，要我去做机器里面的一颗螺丝钉，放到哪里就在哪里，我心里自问，这个太不自由，这个不行。”[51] 在婚恋问题上，丁玲的态度同样带有浓厚的无政府主义色彩。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者抱持废除家庭、实现男女平等以及追求个人自由等主张，认为婚姻没有存在的理由，男女可以自由地处理自己的恋爱问题，甚至由此引申出更为激进的“性爱乌托邦”观念——恋爱自由与性爱自由。[52]丁玲说自己年轻时“很不愿有一个家庭。总觉得家是一面枷，它会拘束人，会把一个人的注意力、精力放在一个家的琐琐碎碎上边。”[53]并且，“也不愿用恋爱或结婚来羁绊我，我是一个要自由的人……”[54]这些想法隐含着废除家庭与婚姻的主张。而“性爱乌托邦”观念也在丁玲早期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展现，“梦珂、莎菲、阿毛姑娘和在庆云里卖淫的妓女，无论高贵还是卑贱，都不拒绝对性爱的享用和幻想”。[55] 但值得注意的是，丁玲的笔下，虽然有热烈追求爱情的莎菲，也有纠缠于同性恋情中的女教员，甚至有沉溺情欲之中的妓女，而现实生活中的丁玲，却从未有过滥性放荡之举。进一步说，丁玲的婚恋观一度充满矛盾。她既在作品中流露出无政府主义倾向，却又对其进行批评。当梦珂初次接触到无政府主义者——“那儿正有两对男女，歌声是那睡在躺椅上的男人所唱出，他的半身被一个穿短裤的女子压着，所以粗声中还带点喘。书桌前面的那一对，搂抱住在吸支烟。”[56]看到男女之间如此亲近、近乎狎昵的相处方式，梦珂的反应是震惊和反感，而如此放纵的男女关系也是现实中的丁玲所不能接受的。在丁玲去上海之前，开明的丁母同意她解除婚约并只身外出，但只嘱咐丁玲一句话——“要守身如玉”[57]，丁玲并未违背母亲的这一嘱咐。 在丁玲和骆宾基的谈话中，她谈到过朱谦之和杨没累这一对“虽挚爱甚，然无两性关系”[58]的纯洁伴侣，并表示自己和胡也频也是这样相处的[59]。据沈从文的记述，1928年2月胡也频曾表示，同居期间，他和丁玲一直是“在某种‘客气’情形中过日子”[60]。具体地说，两人和那对崇尚精神恋爱的情侣——杨没累和朱谦之一样，过着一种“有爱而无性”的同居生活。造成此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丁玲像杨没累一样是一位“崇尚精神恋爱”[61]的新女性；另一方面，丁玲当时的想法是：“我要保持我自己的自由嘛，我觉得要是和你发生关系，那就好像定了。”[62]但在“保持自由”的同时，丁玲又对这样的做法持有怀疑。在此期间创作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毓芳和云霖，其“精神恋爱”遭到了莎菲的嘲讽：“我忍不住嘲笑他们了，这禁欲主义者！为什么会不需要拥抱那爱人的裸露的身体？为什么要压制住这爱的表现？”[63]可见，丁玲在内心深处又觉得，“发乎情而止于精神”的做法是有违人性的。 这段时间，丁玲的内心其实一直挣扎在“性爱乌托邦”式的性放纵和“精神恋爱”式的性压抑之间。前者与丁玲的品性相违背，难以在现实生活中实践，只能付诸纸上；而后者虽然达到了“保持自由”的目的，却陷入压抑人性的痛苦之中。贯穿《莎菲女士的日记》这篇经典之作的情欲强度，一直以来被笼统地解释为“五四之女”追求自由解放的心灵高扬，实际上源自作者真实而深刻的生命体验。莎菲一边强烈渴望情欲的释放，一边却极力抑制自己的激情和冲动——“我把所有的心机都放在这上面，好像同什么东西搏斗意义。我要那东西，我还不愿去取得，我务必设计让他自己送来”[64]；一边嘲笑着自己“禁欲”的朋友，一边又在爱人面前刻意保持着“严厉”和“端庄”的姿态[65]；得到了爱人的吻之后，一边为欲念的满足而感到“胜利”的喜悦，一边又“鄙夷”着自己的“堕落”[66]。莎菲的迷茫、渴望、抗拒、无奈，不也正是此时同样陷于灵肉困境的丁玲的内心写照吗？“啊！我可怜你，莎菲！”[67]这一声喟叹里，未尝没有丁玲的顾影自怜。 打破这一困境的，是1928年4月的杨没累之死。杨没累与朱谦之同居四五年，始终坚持着一种没有两性关系的恋爱。在她死后，连爱人朱谦之也认为此前二人的“精神恋爱”是“反乎人性的”[68]。目睹昔日同窗固守“反人性”的理想而早逝，丁玲深受刺激。同时，她还陷入了与胡也频以及冯雪峰的三角恋情纠葛，胡也频无法接受这样一种开放自由的恋情，三人几乎成为仇人。种种这些使得丁玲彻底意识到，“应该要负一些道义的责任”，而那种“彼此没有义务，完全可以自由”的想法是“空想”。[69]在形成了新的认识后，丁玲才“决定应该和也频白首终身，断绝了自己保持自由的幻想”[70]。这一决定意味着，在个人层面上，丁玲放弃了对于无政府主义式“自由”的追求。 在胡也频这方面，他虽然较丁玲接触革命思想更晚，却先于丁玲认同并投身革命。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丁玲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使她对革命组织暂时望而却步；另一方面，胡也频成长于社会底层的经历，让他更为果决地加入革命者的行列，正如丁玲所说的，胡也频能够较为顺畅地接受马克思信仰，“同他的出身、他的生活、他的品格有很大的关系”[71]。 在胡也频早期的创作中，除了带有颓废气息的诗歌，还有对社会底层生活的刻画。少年时代的漂泊，使他对残酷的社会现实和穷困窘迫的生活感受极其深刻，从而能够在创作中贴近社会底层人物的生存状况和生活心态。最早发表的小说《雨中》，描写一户穷苦家人的饥饿；具有自传色彩的《诗稿》一文，感慨贫苦的生活和求学的艰辛；《一个穷人》描写底层人物挣扎在残酷的生存环境下，为了活命甚至到放弃尊严的地步。但胡也频并未仅仅停留在一个呈现的位置，他还从更高的角度审视和思考造成这些底层人物不幸命运的主客观因素，并展开了批判。主观因素方面，是底层人物自身思想的落后和人性的丑恶，如《活珠子》中一群泥水匠盲目迷信于宗教且为达到目的残忍施暴，又如《傻子》中底层小人物的相互倾轧；客观因素则主要是军阀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剥削压迫，例如小说《一个村子》展现了军阀争斗对于无辜村庄造成的极大破坏，《船上》一文描写了外国船主欺压中国乘客的现象，同时还有像《珍珠耳坠子》这样反映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学徒的作品。 有学者指出了胡也频早期创作的局限性——“在反映劳动人民的抗争上，力量不足”。[72]但当胡也频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也频在一九二八年、二九年读了大量的鲁迅和雪峰翻译的苏俄文艺理论书籍，进而读了一些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哲学等书。他对革命逐渐有了理解，逐渐左倾。”[73]之所以胡也频会被革命思想吸引，进而左倾，一方面，固然与胡也频的出身和成长经历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革命思想对胡也频及其同时代的青年突破人生困境的确能够起到关键作用。王汎森指出,马列主义之所以能够吸引后五四时代的青年人，是因为它“提供了一套蓝图，将个人遭际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将已经被打乱了的、无所适从的苦闷与烦恼的人生，转化、汇聚成有意义的集体行为”。[74] 人生观的转变，体现在胡也频的作品中，则是革命观念的逐渐生成，这使得他在底层书写上有了进步和发展。从编辑《中央日报》的副刊《红与黑》开始，胡也频在创作上获得了一定的自由，逐渐回到了自己原先的创作路线。在之后与丁玲、沈从文一起创办的《红黑》杂志上，他陆续发表了一些像《便宜货》《小县城中的两个妇人》这样富有批判性的作品。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胡也频在思想立场上的“左倾”愈发明显。丁玲介绍说：“这时胡也频左倾了，他读了卢那察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的书。”[75]在《红黑》月刊第七期上，登载了胡也频的中篇小说《到M城去》。同期登载的丁玲所作《介绍<到M城去>》一文中说：“只要知道这M城是一个什么地方，就可以想见这一篇小说思想集中的焦点了。”[76]“M城指莫斯科”。[77] 先丁玲一步“左转”的胡也频，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处于社会底层的特殊群体——工人。小说《黑骨头》中，胡也频在工人们身上看到的不仅仅是低微的出身，还有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同时，他也感受到了一种抗争意识——工人们喊着“打倒资本家”的口号，在工会中批斗土豪劣绅，并且渐渐自觉树立起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观，“他们的生活都建筑在红色的信仰上面了”。[78]在胡也频牺牲前不久创作的一篇小说《同居》中，开始有对苏维埃社会的构想，并讨论到一些像妇女解放、婚姻制度这样更为深刻的社会问题，可见胡也频对革命观念的接受与理解均达到了一个较深的程度。 胡也频与丁玲各自的成长经历不同，进入文学创作的路径也不同，因而创作初期二者的作品面貌有着明显区别。但是，从1929年起到胡也频牺牲，这一时期二者的作品不仅在风格上极为相似，且在一些观念上产生了碰撞与交锋。这种局面的形成，与现实生活中两人关系的发展若合符节。丁玲和胡也频在杨没累病逝后，真正成为夫妻，不再因家庭问题纠结烦恼，这为之后二人携手致力于事业奠定了基础。在北京时，丁玲更多是“一个热情诗人的爱人或妻子”[79]而非创作者，她既未参与胡也频所在的文学社团，也没有活跃于文坛。但是到了1928年10月间，二人已经同以作家身份投入到创办《红黑》月刊的事业之中。更重要的是，二者开始将对于革命问题的思考融入自己的书写，由此打开了创作上的新局面。 1929年冬天完成的小说《韦护》，体现了丁玲创作上的全新气象。钱谦吾指出，在《韦护》中丁玲有了“飞速的进展”——“突破她第一期的思想，而走向革命”。[80]而胡也频在稍早于《韦护》时，即创作出了《到M城去》。其中的女主人公素裳，“完全是一个未来新女性的典型。她的性格充满着生命的力”。[81]同时，文中还专门叙述了一段素裳对于“《马丹波娃利》”（即《包法利夫人》）的理解。《包法利夫人》对丁玲颇有影响，沈从文说丁玲“至少看过这本书十遍”[82l]，可见，胡也频在塑造素裳的形象时，是捕捉了丁玲的影子置于其中的。男主人公叶平具有和胡也频相似的学徒经历，因此小说中也有胡也频对自身经历的投射。与《韦护》相同的是，《到M城去》同样有“革命者”和“非革命者”产生恋爱的情节，但两部作品对“恋爱”与“革命”关系的理解却截然不同。在《韦护》中，“恋爱”成了“革命”的阻力和牵绊，而在《到M城去》中，“恋爱”与“革命”是和谐的，甚至成为“革命”的催化剂。与挣扎于“爱情”与“工作”之间的韦护不同，叶平对两者有着极其乐观的信念：“我以后将从工作的辛苦中得到爱情的鼓励，我相信爱情可以使我更加有勇气。在工作中也许会把爱情暂时忘记的，但是疲倦和困难的时候一定会想到爱情，而且从爱情中又重新兴奋了。”[83]爱情最终也的确将女主角素裳引向了革命的道路。 反观《韦护》，男女主人公因“恋爱”与“革命”的矛盾分离之后，男主人公继续他的革命工作，女主人公则抱着一种“好好做点事业”[84]的态度生活下去，丁玲虽然没有否定其中任何一方，却也没有明确表明她的立场。这与丁玲对革命的实际态度有关：“但我也不喜欢也频转变后的小说，我常说也频，他是左倾幼稚病。……我那时把革命与文学还不能有很好联系的去看，同时英雄主义也使我以为不搞文学专搞工作才是革命，……否则，就在文学上先搞出一个名堂来。” [85]而这恰恰也是批评家认为丁玲的创作仍有欠缺的地方，例如钱谦吾虽然肯定丁玲在《韦护》中所展现的“思想上的发展”，但是同时他也提出了否定方面的意见——“简单的说，那就是这一部长篇依旧是一部恋爱小说，与革命并没有怎样深切的关联”。[86]在《韦护》中，丁玲虽然对革命和爱情有了新的思考，但是并未完全放弃之前所坚持的个人主义色彩浓厚的立场。 丁玲和胡也频确立夫妻关系，表明她已经在婚姻家庭层面放弃了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自由”信念，但在组织行动上，丁玲对“革命”的态度仍是犹疑的。1930年3月2日，左联在上海成立，此前姚蓬子曾动员丁玲加入，丁玲不为所动。[87]然而，不久之后的济南之行，让丁玲改变了想法。 1930年2月，为了还清《红黑》出版处关门之后欠下的债务，胡也频去济南教书，很快丁玲也奔赴此地。在济南期间，胡也频积极地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学生活动，丁玲深受感染。由于活动引起了当局的注意，为了躲避抓捕，二人于5月返回上海。丁玲意识到，“革命不能孤军作战，还是要有一个组织来领导”。在学校活动期间，她甚至提出过找济南共产党协助以避免失败。[88]可见，在社会改造层面，现实让丁玲充分认识到组织的重要性。由此，丁玲的思想之舟不再为无政府主义的缆绳所束缚，扬帆驶向左岸。 正是在新的生活状态与同一思想层面上，二者进入了相互影响的更高阶段——在彼此呼应的创作中向往革命，追求理想。 胡也频1930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更为深入地展现了革命。在这部作品中，恋爱发生在信仰共产主义的男青年刘希坚与坚持无政府主义的少女白华之间，两者间的矛盾已经进一步深入到社会思想本身的交锋：“他和她的爱情之中有一个很大的阻碍，那就是他们的思想——他认为只是她的那些乌托邦的迷梦把他们的结合弄远了”。[89]通过揭示无政府主义者在应对像“上海大屠杀”这样的帝国主义所制造的极端压迫事件时的组织涣散、无力抗争，打破了像白华这样坚持无政府主义的青年们的“美丽的乌托邦的迷梦”，让他们意识到：“我们实在要革命才行。”[90]最终，白华成为一位说出“要革命”的女性。白华的转变，显示出胡也频对革命必然性的理解。有学者指出：“《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从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观点，认识和把握社会现实，这就揭露了畸形社会和病态人生的总根子：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91]这正是《光明在我们的前面》所具有的深度。小说中坚持无政府主义的女主角白华，某种程度上是以丁玲为原型的；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反思、批判直至克服的过程，包含着胡也频左倾后和丁玲的思想交锋。 相比丁玲，胡也频正式加入革命队伍的时间更早，态度也十分坚定。丁玲说：“也频就是这样一个人：当他了解了革命真理的时候，他是不会踌躇退缩的”。[92]丁玲感觉到，自己在此时已经渐渐落后于胡也频。她诚恳地写道：“我感到他变了，他前进了，而且是飞跃的，我是赞成他的，我也在前进，却是在爬。”[93]此时胡也频已经成为左联的执行委员，并担任工农兵文学委员会主席；而丁玲多数时间都在家中创作小说《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一）（二）两部作品。 对比《韦护》，丁玲在这两部作品中已经明显流露出对革命的赞许。在《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一）中，女主人公美琳虽然拥有爱情，但是“她还要别的！她要在社会上占一个地位，她要同其他的人，许许多多的人发生关系。她不能只关在一间房子里，为一个人工作后之娱乐”。[94]最终，美琳毅然离开了她那抗拒革命的爱人，主动向“有胡也频的影子”[95]的若泉等社会工作者们靠拢。《韦护》中的丽嘉陷入了“爱情”与“革命”不可兼得的矛盾，而美琳以一种投入社会的决心战胜了爱情。此刻，丁玲笔下的女性已经有了一种承担社会义务的自觉，这与胡也频在《到M城去》中的观点形成呼应：“女人在人类的生活中应该有她们重要的生活意义，并不是对于擦粉的心得和对于生育的承受之外便没有其他责任，一切女人是应该负着社会上的一切义务的”。[96]《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二）与《韦护》有着同样的结构——一个有着坚定信仰的革命青年和一个渴望爱情的美丽女子，但是丁玲的视角和态度已经有了明显的不同。和丽嘉相比，《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二）中的玛丽在丁玲笔下是一个被贬低的对象。丁玲深刻地剖析了这类女子，指出她们的处世态度是“一种极端享乐的玩世思想”，“她的缺点便是环境太好了，她只耽于一些幻想的美梦里，不愿接触实际，因为这些都太麻烦，都太劳人，在她看来是不美，太俗气了”。[97]虽然最终男主人公望微没能改变玛丽，但丁玲在结尾展现了一幅社会运动的场景，望微积极地投身于革命的队伍之中，并对自己逝去的爱情感到释然。丁玲的革命倾向已经十分明显，“爱情”让位于“革命”，同时，她的笔触也逐渐深入革命，写出了振奋人心的抗争场面。丁玲通过《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一）（二）两篇作品明确表达了转向革命的立场，这其中胡也频的影响是昭然若揭的。 结语 纵观胡也频与丁玲的创作道路，二人在长期的互动中，吸收了彼此的创作经验与思想成果，最终携手走向革命，犹如两条河流汇入了同一片海洋。这之后虽然胡也频牺牲了，他的革命信念却在丁玲身上延续下去。正如茅盾所说，“丁玲女士个人对这XX恐怖的回答就是积极左倾，踏上了那五个作家的血路”。[98]从丁玲加入左联的行动与她之后的创作可以看出，她沿着胡也频未走完的革命之路，走得更远。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间，从文学青年转变为革命作家的人物不在少数，而胡也频和丁玲与他们相比，既有共性，也有独特之处——两位成长背景和思想基础颇有差异的文坛伉俪，通过相互影响在思想和创作上最终趋向一致，这一过程展现了那个时代的鲜活而又真切的文坛风貌。 注释： 1 王中忱、尚侠：《丁玲生活与文学的道路》，长春：吉林出版社，1982年，第58页。 2 潘延：《谈丁玲与胡也频创作的“互文”现象》，《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62-65页。 3 苏敏逸：《从启蒙走向革命——论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期胡也频与丁玲的小说创作》，福建厦门：全国第十一次（国际）丁玲学术研讨会，2009年12月26日。 4 41 姜涛：《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13、212页。 5 19 21 22 23 25 27 29 31 32 34 35 36 42 71 72 73 78 79 81 83 85 89 90 91 92 93 96 胡也频：《胡也频选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77、7、92、74、7、109、453、404、448、495、571、578、7、10、37、28、8、693、755、9、783-784、832、61、28、28、726页。 6 18 20 28 30 60 8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3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19、19-20、75、78、109、82页。 7 9 12 15 50 57 59 62 75 87 88 95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第3、17-18、33、47-48、17-18、21、53、62、67、67、68页。 8 10 11解志熙：《与革命相向而行——<丁玲传>及革命文艺的现代性序论》，见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第5页。 13 16 17 38 39 51丁玲： 《丁玲全集》（第8卷），第293、305、306、3、4、306页。 14 贺桂梅：《丁玲的逻辑》，《读书》，2015年05期，第37页。 24 26 37 56 63 64 65 66 67 94 97丁玲：《丁玲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8、42、48、22、52、51、54、77-78、78、281、319页 33 46 80 86 袁良骏编：《中国文学史研究资料全编·现代卷：丁玲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1年，第190、214、200、201页。 40 44 贺桂梅：《知识分子、革命与自我改造——丁玲“向左转”问题的再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02期。 43 施蛰存：《丁玲的“傲气”》，见《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第1065页-第1066页。 45 熊权认为，“无政府主义思想不仅促成丁玲一举成名，而且长期存在于丁玲的文学世界中”。参见熊权：《“自杀意象”与丁玲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探寻》，《文学评论》，2007年01期。本文则认为，无政府主义对丁玲的影响，在创作和生活两方面都有深刻体现。 47 52 55 张全之：《丁玲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见《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与无政府主义思潮》，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50页-251、259、259页。 48 蒋俊、李兴芝：《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03页。 49 胡庆云：《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史》，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86-187页。 53 58 61 丁玲：《丁玲全集》（第11卷），第209、256、256页。 54 68 69 70 丁玲：《丁玲全集》（第12卷），第268、228、268、268页。 74 王汎森：《后五四的思想变化：以人生观问题为例》，见《现代中国思想史论》，第111页。 76 丁玲：《丁玲全集·第9卷》，第6-7页。 77 王增如、李向东：《丁玲年谱长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0、51页。 84 丁玲：《丁玲全集·第1卷》，第11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