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无声无息地绽放，且以优雅度过一生
    （人民出版社第144期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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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张爱玲是带刺的红玫瑰，那么杨绛就是一株安静的茉莉花。平淡得容易被人忽视，却有自己最独特的香气。她无声无息地绽放，且以优雅度过一生。
    2016年5月25日，杨绛先生辞世，不知不觉间，这位见证百年历史、睿智温厚的奇女子已经离开我们两年了。我们崇拜杨绛先生，欣赏她的学识与才华。她的长篇小说《洗澡》被施蛰存誉为“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她翻译的《堂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她的戏剧《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数十年；她的散文随笔《我们仨》，更是风靡海内外……一生中，她被贴上许多标签，翻译家、作家、戏剧家、文学研究家等等，我们说她的一生很“传奇”，而她自己认为只是“没有虚度此生”而已。
    最贤的妻：钱钟书夫人
     
    
    杨绛有许多身份，但“钱钟书夫人”是最为浪漫且最为人熟知的一个。杨绛和钱钟书的爱情故事也为后人所津津乐道。
    杨绛小钱钟书1岁，1911年7月生于北京。她跟钱钟书是同乡，同是原籍江苏无锡，但后来定居苏州。杨家是有名的书香门第，其父杨荫杭是上海滩大名鼎鼎的大律师，曾赴美、日两国留学，获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硕士。杨绛的少年时代，先后在北京、上海、苏州等地读书。
    1932年，21岁的杨绛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外国文学专业。刚一入学，她就读到了钱钟书发表在《清华周刊》上的文章，心里很是景仰钱钟书的才华。而钱钟书当时读大三，与自己所学的学科也不同，相识的机会似乎很少。可就是有那么一次偶然，他们相识了。
    钱钟书个头不高，面容清癯，平常戴一副老式大眼镜，虽然不算风度翩翩，但浑身是儒雅气质。那一天，他穿着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去女生宿舍看望一位来清华借读的表妹。在那里，他无意间与另一个老乡——杨绛一见钟情！杨绛的气质与众不同，她身材窈窕，衣着朴素，面容白皙清秀，虽然已是研究生，但粉黛不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性格更是温婉和蔼，聪明大方。
    当时两人没有说一句话，却相互难忘。
    钱钟书的父母原本看中了一位准儿媳，但钱钟书并不喜欢。见了杨绛一面之后，他就开始约会杨绛。第二次见面，钱钟书的第一句话是“我没有订婚”，而杨绛的第一句话是“我也没有男朋友”。两人相视一笑，开始侃侃而谈：钱钟书诙谐幽默，还不时旁征博引；杨绛也妙语连篇，还不时嘻嘻一笑。
    交谈后，两人发觉彼此很有缘分。早在1919年，8岁的杨绛就曾跟母亲到过钱钟书的家，当时钱钟书没在家，自然没法见面，但现在却又这么巧合地续上了“前缘”。当然，最大的缘分还在于他们两人都是同道中人——将文学视作生命。于是，文学就成了他们续缘的桥梁。钱钟书与杨绛正式相爱了。
    多年后，钱钟书曾借用英国传记作家概括婚姻的一段话表示对他与杨绛婚姻的赞同：“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由此可见，钱钟书对杨绛的爱情是深沉而专一的。相濡以沫几十年，钱钟书给了杨绛一个最高的评价:“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最才的女：中国优秀女作家
     
    
    杨绛的文学创作是和她的个体生命历程互释互读、互会互融的过程，她的全部生活经历就是她丰富的写作资源；而她的全部作品，也是她风雨人生的见证。从名门闺秀到清华学人，从柔媚灵动的江南水乡到厚重古朴的帝都北京，从英国牛津到法国巴黎等世界著名学府，杨绛有一个综合的文化背景和视野，但却并无任何高深博雅之态，而是在历经了特定时代的锻造后回归民间，以朴实真挚的情感来表现长期被忽视和遮蔽的平民世界。
    在写作中，杨绛着力挖掘普通人平凡生活中最本真的一面，哪怕是有名有望的人，也是力求客观，据实展现。她选取的镜头不是他们为人称道的“丰功伟绩”，而是他们光彩背后平常、软弱甚至丑陋的一面。在杨绛的认知中，所谓“丰功伟绩”都只是外在于人的流于表面的东西，不是文学艺术要去表现挖掘的。如《回忆我的姑母》，作为一个在历史上留下印迹的人物，一个封建家庭的叛离女性，杨绛几乎没怎么提及三姑母作为一个女强人在声名上的显赫，却极尽地展现出她作为一个女人的失败——不贤淑和不讨人喜欢的乖戾性格，她好强的外表下内心的虚弱。三姑母也想要过一个正常女人的生活，但最终因无力经营，家不成其为家，生活得一塌糊涂。杨绛客观地再现了一个有着多重身份的知识女性在封建家庭和社会中的扭曲和尴尬。
    杨绛似乎无意创造经典，她的文字是服从她性情的生命书写，原汁原味中还带着生活本身的零碎和枝蔓，她舍不得为之剪裁、修饰、深化和丰满，舍不得人为地去损减“真实”本身所蕴藏的美，她没有任何功利心的书写和她不媚俗的高贵品格一样，随和中透着纯正。
    最认真的女翻译家：忠于原著自学西语
     
    
    在不多的西班牙文学译者中，杨绛以坚实的工作竖起了一座里程碑。
    1956年新译的《吉尔·布拉斯》一经出版，便受到读者广泛好评。相关部门决定出版“三套丛书”（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堂吉诃德》被列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选题之一。领导因看中杨绛良好的欧洲文学的功底，决定请并不懂得西语的她重译《堂吉诃德》。杨绛愉快地接受了委托，后来回忆：“这是我很想翻译的书”。于是她着手准备翻译这部最重要的经典。塞万提斯的这部世界名著，民国时期已有４种译本，可都不是从原文翻译的。她先找来两个法译本和3个英译本，5个译本对来对去，她惊奇地发现，小说的故事相同，说法不一，口气不一。此时一种强烈的名著意识、渗入骨髓的文学修养阻止她按原计划从这些译本转译。因为它们不能让她确定哪个文本最忠实可靠，当然不单单是故事内容上的可靠。选来选去，最可靠的文本唯有一个，那就是塞万提斯的原文本。为了忠于原著，杨绛作了一个大胆冷静的决定：自学西班牙语，从原文译。
    至1966年，她已译完《堂吉诃德》的多半部分。但就在同年8月，她的译稿被迫交出并从此失踪。多年后，手稿终于被人发现，并好心的交还于她。1974年，杨绛在借住的单位宿舍中接着翻译《堂吉诃德》。因为译文搁置多年，读来好像断了气似的，无奈只好从头再译。至1977年初，她终于译完全书。1978年该译本问世。
    杨译本亦是我国后来数种从原文译《堂吉诃德》译本的头生子。无论后人如何挑刺儿，迄今并无真正超越杨译的译本。这是一位平实的中国女翻译家修筑的一座丰碑，它看上去不高，也不扎眼，但它结实。
    延伸阅读：百岁感言（节录）
     
    
    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
    （以上内容摘编自《20世纪下半叶中国翻译文学史》《世俗精神关照下的日常生活诗学》《细说清华学者们的爱情往事》《献给旅行者365日》，图片来自网络）
    来源：人民出版社读书会微信公众号
    责任编辑：任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