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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说艺术传统在当代的独特实践 ——读冯骥才小说集《俗世奇人》 进入历史新时期的中国小说已走过40年发展历程，这是呈现着繁荣景象的40年。反观这40年来的中国小说，如果从文学观念和小说文体走向角度来看，大体呈现出三大路径（或形态）：中西融合型、现代国际型和中国传统型。这当然是粗略的、整体性的分类，事实上这三种形态之间程度不同、深浅各异的互渗情况是存在的。如果将这三种形态置于时间的维度上给予考察，人们就会清楚地看出这三者在40年消长中的一种趋势：20世纪70年代末直到80年代中期，居主流（主潮）位置的当代小说，从思想倾向到文体探索，在不过10年的时期里，快速地经过从现实主义复归到引进西方现代主义（包括拉美“魔幻”）的“三级跳跃”；而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整个90年代，中国的青年小说家们在进入中年的同时，在文学观念和小说文体走向上似乎也进入自觉调适、走向成熟阶段，其表现是：正视中外文学传统，尤其是中国美学精神、中国文学中的艺术特质，这种变化事实形成了当代小说写作前行的路向，深刻而持久地影响着新世纪的中国小说。一大批代表着中国文学水准的小说家正是在这种变化中成熟的，而冯骥才就是其中的标志性人物。人们看到，在世纪之交的小说界，那种言必称“三无”“未来”“魔幻”“××后”的宣言或写作已经“淡出”，而“生活”“现实”，“文化”“传统”，“审美”“创造”……这些并不生鲜的字眼成为小说家们的“关键词”。毋庸讳言，在今天的小说界，那种鲜明而生动地体现着中国小说艺术传统巨大魅力的长篇小说作品尚为有限，但从趋势上看已是胜景可期。 需要特别明确的是，整体上一以贯之地体现着中国文学传统的小说写作，在当代文学中从来就不曾缺席过，可以说代代相续、一脉相承。既有老舍、沈从文、张爱玲、赵树理这样在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中均建树甚丰的作家，在当代，更有孙犁、汪曾祺、林斤澜、陆文夫……及其后来居上的一大批中青年作家。在这批代表着中国当代文学最高水准的作家中，冯骥才及其小说创作具有特别的典型意义：如果说他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在小说文体上较多地呈现中西融合形态的话，那么他的《俗世奇人》这部历经二十余年创作的小小说集则最全面、最鲜明地体现着优秀的中国小说传统。这部集子的创作，从文化开掘到美学理想，从历史观念到题材选择，从结构方式到语言手法，无不充盈着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美学和汉民族文学的血脉，无不生动地焕发着中国小说艺术的独特魅力。欣赏《俗世奇人》，令笔者感触最深的莫过于作家在意象创造中灌注着深切的当代指向和小说文本呈现着的鲜明民族风格、民族气派。 ?? 意象创造是中国艺术美学的核心观念和内容，是中国艺术美学和文学中的重要传统，如果抽掉这一核心内容，则整个中国艺术美学都会变得空洞。中国美学中的意象创造艺术，经由“易象说”“物感说”进至“情志说”“意象说”，可谓源远流长又博大精深。我们的祖先在数千年前就将艺术的形象与客观物象相区分。章学诚在阐释“易教”时将“象”分为“天地自然之象”和“人心营构之象”，前者为客观物象，后者为艺术形象。“人心营构之象，睽车之载鬼，翰音之登天，意之所至，无不可也。”（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章学诚在这里还指明，“意”（主观情志）与“象”是相辅相成的。刘勰最早地使用“意象”这一概念，而且他认为“意象”在作家创作的艺术构思臻于成熟的阶段就已形成。司空图也同此意，在《诗品》中说：“意象欲出，造化已奇。”粗略地梳理中国艺术美学，我们就能得到这样的认识：在艺术活动中，中国人强调主体的决定作用，强调主体的情志是艺术创造的动力。荀子主张“天人合一”，但他对比水火、草木、禽兽与人，指出“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为天下贵也”；在意象的创造上，意起主导作用，象则处于从属方面，所谓“意”为“帅”，“象”为“兵”；而意象创造的完美实现，王国维的“出入说”可谓道出其规律和规则，他要求“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这两种表现能力不能偏废其一，双强才行。就表现效果而言，他也提出两个要求，一为“有生气”，二为“有高致”。达到“有生气”不难，“入乎其内”，写好客观状态即可，难的是“有高致”。何谓“高致”？王国维认为是“境界”。而“境界”的特性是“境生象外”“超绝言象”，即把那种难以用语言、色彩、声音来表现的“意”或“情志”生动地传导出来。汪曾祺曾引用过的三幅戏曲楹联可以说是对“高致”的通俗解读：“戏台小天地，天地大戏台”“借虚事指点实事，托古人提醒今人”“作廿四史观，镜中人呼之欲出；当三百篇读，弦外意悠然可思”。（汪曾祺《说戏》） 《俗世奇人》凡36篇，每篇一个个性鲜明到极致的人物。事实上，有很多篇什中将个性表现得生动鲜活并在结构上起重要作用的人物并非一个，就作家的艺术聚焦而言，《小杨月楼义结李金鏊》中的两个人物，《黑头》中的狗与人，《一阵风》中的人物，均相映而生辉、相得而益彰。不仅如此，在各篇中处于陪衬位置、在故事铺演中涉及到的人物，尽管着墨不多，有些不过寥寥数言，但无一不个性活现，如在眼前。如《苏七块》里写到的华大夫，《泥人张》里写到的海张五，《刘道元活出殡》里写的两个徒弟，《陈四送礼》里写到的贾省长等等；还有的篇什里，始终不出场的人物，照样令人难忘，比如《蓝眼》里作为智斗对象并被对方斗败的造假大师黄三爷，更有《黄莲圣母》的主人公黄莲圣母，她是主角，威震四方，却从未露面，只写她的队伍，达到“大象无形”的艺术效果。 这36篇作品，小小说的文体，人均奇人，事均奇事，要达到理想的艺术效果，就必定需要在叙述结构上和语言上别出心裁、孜孜以求。在中国文学传统中，诗歌传统最为深厚，史传散文次之，小说文体成熟在后。但在小说文体中，短篇小说（含笔记小说）却最早成熟。这种成熟无疑是从远古神话、诗歌艺术、史传散文（含寓言）中汲取文学滋养，由稗说野史到传奇、话本，进而笔记小说，中国短篇小说作为较早独立起来的一种艺术文体，可以说文脉丰厚、行稳致远。这样的文脉，就决定了中国短篇小说文体的民族性特质：内容上的民间性、传奇性和形式上的写意性、通俗性。《俗世奇人》的写作，可以说是中国短篇小说（含小小说）艺术传统在当代得以最充分发扬光大的文本。其中最显著的艺术成就在于冯骥才将中国艺术美学中的意象创造——那种“神用象通”“拟容取心”“以一当十”的艺术方法发挥得淋漓尽致、出神入化。毫无疑问，《俗世奇人》所塑造出的一系列人物形象，将作为当代小说中极其出彩的典型人物进入中国文学长廊。 这是一种创造性的意象。这种创造性不仅体现在作家出色地写出了在特定历史、特定地域的风土民俗、特定生存环境中性格各异的“俗世奇人”，更重要的乃在于作家笔下的这些人物尽管生存处境不同、性格迥异，但无不凸显出各自独立、自觉而且坚定的人格建构。这种人格建构是由特定的历史环境、地域环境、社会生活条件、风土民俗背景所决定的。这种多样化的人格建构的滋长、形成、传承和流变带有厚重而鲜明的历史烙印和时代属性，在由各个不同的人格伦理统率下，各种人物的行为、言语方式也无不体现出鲜明、生动的地域特色、民俗特点和特定“行业”特点。作家能够通过对人物的描写和塑造将这些烙印、属性、特色与特点真切而生动、自然而准确地呈现出来就殊为不易，就具备了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这意味着作家要付出巨大的、长期的努力去从事对数百年前人文遗存、古旧风物和地域风俗的“打捞”、“钩沉”和时代变迁过程细部的考察研究工夫。然而，对一个具有自觉美学追求和将小说写作作为艺术创造实践的作家来说，自然不会以此为满足。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四十余年主潮中一波又一波潮汐的弄潮儿，一直挺立于当代文学从文学观念到文体新探索前沿的主将，冯骥才在看待和处置清末民初天津卫市井民间题材上，在以小说形式进行的艺术创作上，必然地表现出他历史认知上、社会和人生思考上的当代性。读《俗世奇人》，我们不难理解到，冯骥才经过长久的“沉淀”，在这些被称为“古旧”题材的创作中浑然天成地灌注着深刻的当代指向或现实指向。而这种指向在文学的体现方法，即通过作家所形塑出的那些“俗世奇人”们各不相同、各闪其耀的人格建构——种种不同的人格建构作为一种生命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性格、文化心理与文化精神，它们均具有极强的坚韧性和超越性意义：作为精神文化形态的人格建构能够超越历史时空、超越地域、超越人的文化背景和生存状态而具备恒久意义。——冯骥才意象创造的当代性由此产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