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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林:精神颓败与生命的微光 ——关于弋舟短篇《巴别尔没有离开天通苑》

http://www.newdu.com 2018-02-12 《收获》 王春林 参加讨论


    曾经被我在一篇批评文章中戏称为“西毒”的70后作家弋舟,近些年来的小说创作的确称得上是风生水起,渐入佳境。尤其是2016和2017两年,他更是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短篇小说这一文体领域,继完成短篇小说集《丙申故事集》之后,紧接着又完成了《丁酉故事集》。我们这里所要集中展开分析的短篇小说《巴别尔没有离开天通苑》(载《收获》杂志2018年第1期),就是《丁酉故事集》中的一篇。
    这篇短篇小说的引人注目,首先来自于它那很是有些特别的标题。
    只要是对北京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房地产开发略有了解的朋友,便会知道,天通苑乃是北京北部的一个大型社区。该社区由顺天通房地产开发集团在1999年建设完成,号称亚洲最大的生活社区。相比较来说,只要不是特别热爱文学的朋友,大约就很少知道巴别尔的名字。其实,巴别尔乃是俄罗斯20世纪非常重要的一位作家,他的诸多文学作品中,以系列小说集《骑兵军》最引人注目。但问题显然在于,这位巴别尔,早在1940年便已经因莫须有的间谍罪而被错误枪决。既然巴别尔早在1940年就已经死于非命,那他又怎么可能出现在1990年代末页初始建成的中国北京的天通苑呢?却原来,天通苑确实是天通苑,巴别尔却并不是那位作家巴别尔,而只是一只出身名贵的美国美短猫。只不过因为他的主人,是一个不仅居住在天通苑而且还特别喜欢作家巴别尔的业主,所以,就把自家的这只美短猫唤做了巴别尔。大约正因为弋舟这篇短篇小说的故事正是围绕天通苑里的这一只美短猫而展开的,所以就采用了如此特别如此醒目的一个标题。
    具体来说,小说故事乃起因于一件看起来非常不起眼的偷窃美短猫巴别尔的事件。在一个下雨天把这只巴别尔偷走的,不是别人,正是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妻子小邵。按照叙述者“我”的交代,天通苑建成的那一年,也即1999年,“我”年仅十二岁。依此推算,到了故事发生的时候,“我”的实际年龄就应该是30岁左右。小说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是,在把巴别尔偷回家之后,小邵竟然给它改了个名字,就叫做鲁西迪,是长篇小说《午夜之子》的作者。身为一家可可喜礼烘焙店的营业员,小邵之所以会把巴别尔特别命名为鲁西迪,主要因为她知道叙述者“我”特别喜欢《午夜之子》的作者鲁西迪。也因此,伴随着故事情节的渐次演进,当叙述者“我”获知这只美短猫其实被主人命名为巴别尔的时候,曾经出现过这样的叙事话语:“它当然不叫鲁西迪,但是,在它的主人那儿,它的名字竟然是——巴别尔!你能理解这有多么令我震惊吗?”“巴别尔是谁?是那位写过《骑兵军》的大师。他和鲁西迪一样,都不属于大众阅读的对象,这个地球上可能只有专门的一小撮人才对他们发生着兴趣……我以为我也是个少数者,万万没有想到,并不需要一个浩瀚的宇宙来作为背景,就在天通苑里,便潜伏着一个自己的同类。”
    然而,虽然热爱巴别尔和鲁西迪这样的同类不多见,但吊诡之处却在于,其实素不相识的作为同类的叙述者“我”与这位业主,却莫名其妙地因为巴别尔这只美短猫而成为了矛盾对立的双方。
    这里,一个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很显然是,身为一家烘培店的营业员,“我”的妻子小邵为什么好端端地就会成为一个为人所不齿的“盗猫贼”?这就不能不提及“我”和妻子的生存状态了。
    首先是“我”,“理论上,我大学学的是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可实际我后来干过编辑,干过导游,还开过饭馆,就是从没在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上吃到过一碗饭。”等到故事发生的时候,“我”已经失业在家快半年了。与此同时,小邵只是一家可可喜礼烘培店的普通营业员,其每个月的工资收入少得可怜,是无可置疑的一种事实。因此,他们俩的日常生存境况之糟糕,是可想而知的一件事情。
    生存境况的糟糕之外,更有他们那简直就是难以疗治的精神颓败。正当年富力强的“我”,之所以失业半年之久都一直无所事事地在家里吊儿郎当,其实正是这种精神颓败境况最恰当不过的某种象征性表现。事实上,从小邵偷回巴别尔一开始,“我”就已经深深地陷入到了一种“正当性”(“它专断地抑制我们本能的好恶,让我们无视垃圾堆的恶臭和窃取某样东西所能带给人的那种原始的兴奋”)危机之中。然而,尽管深知妻子小邵盗猫有罪的“我”一直为此而忧虑重重,但却又终究无法抵挡对抗另外一种“正当性”逻辑:“想必小邵跟我的认识相同,否则她也不会使出这种狸猫换太子的把戏。我们应该有一个儿子,这是生命的律令,可现实除了有不能偷猫这样的‘正当性’,还有生育一个儿子所意味着的那种灾难性重负的‘正当性’。”
    依照常理,在“我”与小邵这样年龄段的夫妻,生育孩子合乎正常的伦理要求。但在“我”却偏偏要把这种生命的律令理解为一种“灾难性重负”。叙述者“我”如此一种反常心理的生成,其实也一样可以被看作是他们精神颓败的一种具体表征。
    但与此同时,我们却又不能不提到矛盾的另一方,亦即那个一直掩映于幕后的美短猫巴别尔的主人的家庭。这位作家巴别尔的热爱者,虽然供职于农业部的某个司,但却很显然“不是什么位高权重的人”,而只是一位普通的公务员。在巴别尔被人偷走后,它的女主人竟然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勇气:“我所能想到的,是在天通苑这个亚洲最大的居住小区里,有一套房子,男主人是读巴别尔的小公务员,女主人瘫痪在轮椅里,他们养了一只猫;如今,猫被人偷走了,女主人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竟然曾经企图割腕自杀。对此,叙述者“我”给出过这样的一种评价:“我能理解这样的生活,因为,昨天我也差不多就是这么活着的。”
    事实上,当“我”对小公务员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并把他们夫妻引为同道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小公务员不仅陷于类似的生存困境之中,而且有着差不多相同的精神颓败境况。
    猫,一旦被小邵一时冲动偷了回家,如何处置它也便随之成为了一个关键问题。到最后,为了逃避极有可能变成现实的被当作偷猫贼的可怕命运,“我”和小邵毅然决然地决定连夜出走。出走,往哪里去?只有连续驰车两个多小时抵达峪口镇之后,“我”方才恍然大悟,却原来,竟然是在冥冥之中接受了前女友王力指引的缘故,“我”的前女友王力的供职单位,就是这里一家生产加油设备的公司。初始抵达峪口镇,“我”就不仅在无意之间帮到了一位朋友,而且也还因此而赚到了平生第一笔合乎自己专业能力的钱。“我”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着这位朋友临时解决了汽车的问题:“直到这辆车从马路上消失,我才意识到,我在这个夜晚,在峪口镇的路边儿,赚到了此生理论上符合自己专业能力的第一笔钱。”也正是在这个地方,在了解到天通苑的摄像头恰巧坏掉了的同时,“我”第一次对这件事产生了内疚之情:“我出去买早点,从《午夜之子》想到猫的主人——他把自己的猫叫巴别尔,这让我把他视为了同类,我们如同潜伏在天通苑中的两个单兵。此刻,在峪口镇的晨风中,我第一次为这件事感到一丝内疚。”然而,尽管“我”已经心生内疚,但却依然不想回头:“没错,小邵在犯浑,在发神经,她偷了只猫,她神神道道地将这只猫命名为鲁西迪,她让这只偷来的猫做我的儿子。可我现在没法儿让她清醒,让她回归到人类理性的‘正当性’中去。我做不到,也不想立刻那么做。”于是,在向前女友借了一辆车之后,“我”和小邵携着这只猫,又一路向唐山的方向驶去。但就在去往唐山的路上,“我”通过当下时代无所不在的网络了解到巴别尔事实上的主人,那位小公务员的基本生存状况及其精神境况之后,不仅最终下定决心要把这只巴别尔送还给身为自己同类的那位小公务员,而且也准备开始改变自己和小邵的人生了。
    但请注意,如果说巴别尔这一线索乃是这篇短篇小说的结构主线,那么,关于很多年前“五月花”号轮船的穿插叙述,就很显然构成了作品的另一条次要结构线索。“1620年的秋天,‘五月花’号离开英国港口,驶向了大洋。”“船中一共有一百零二人,一些必需品和十几只猫。”没承想,就是这样的一条轮船和这样的一群人,竟然在排除各种艰难险阻之后,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立足,“后来,这里就成为了美国。”而那些猫,经过了多年不断的繁殖后,终于进化蜕变成为一个名贵的猫种,也即美国的美短猫。这些美短猫,事实上也就成为了巴别尔的先祖。
    以我所见,作家弋舟之所以非得要在一个篇幅不大的短篇小说中刻意穿插“五月花”号的历史故事,正是要借此而给“我”那看似突然的精神转折提供更为充分的内在理据:“在高速公路的入口,我选择了去往唐山的方向。我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只是有了一些朦朦胧胧的念头。这不要紧,我想,将近四百年前的那个秋天,当‘五月花’号离开英国港口驶向大洋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作为它的彼岸和目标,久经风浪的老水手们心里也没什么底儿,然而所谓梦想,不就是这么无中生有的吗?”
    就这样,在叙述者“我”下定决心把巴别尔还给主人的同时,也毅然决然地做出了彻底改变自己生存状况与精神颓败境况的决定:“先前某个朦胧的念头以一种令人心情振奋的方式在我眼前清晰起来。它或它们降临得让人无从说明,我只能用‘令人心情振奋得方式’来形容。”具体来说,“我将在海边开家汽车修理铺,我卡上的钱也够给小邵开家烘培店。我会把天通苑的房子租给苏伟,光这份钱估计就够我们在海边过上简单朴素的生活,这也许才是我十二岁时老天赐予我这套房子的本意。”
    就这样,借助于一个日常生活中看似寻常的偷猫事件,弋舟写出的,乃是精神颓败的叙述者“我”的一种精神飞跃。最终,“巴别尔没有离开天通苑”,“但是我们要离开天通苑了”。“我们将逃离亚洲最大的居住小区。在那座大城里,你总是要对命运心怀恐惧的感激和感激的恐惧,总是像个贼,仿佛这感激与恐惧交织的日子都是从某个庞然大物的家伙那里偷来的,你总觉得像是欠了谁的”。
    实际上,行文至此,我们也就明白了弋舟何以要把一个偷猫事件设定为小说的核心事件了。他借此而意欲真切传达出的,正是“偷来的”这样一种生存感。
    在阅读弋舟《巴别尔没有离开天通苑》这篇短篇小说的过程中,我所时时联想到的,就是鲁迅先生和他的名篇《故乡》。《故乡》中,鲁迅通过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一次回乡经历的记述,所最终传达出的,正是一种“地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的在绝望之后反抗绝望重建生活的精神。
    很大程度上,弋舟在他的这篇短篇小说中,所精细描述展示的,也正是类似于鲁迅这样一种诀别精神颓败之后重建生活的思想内涵。无论现实是怎样的一种灰暗与颓败境况,生活却终归要延续下去。但生活的延续,无论如何都少不了的,却正是如同弋舟已经发现并展示出的如此一种生命的微光。归根结底,弋舟这篇小说书写的意义,恐怕也正在于此。“况且,既然巴别尔没有离开天通苑,我们就该更有勇气去过真正的生活。”
    2018年2月9日上午11时10分许完稿于山西大学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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