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霜河白夜星稀，一雁声嘶何处归。
    小寒后，成都周边的山头都铺了雪，道路滑溜。网购的书倒是如约而至，送到楼下。其中一本是《儒林外史》。
    这是我买的第三本《儒林外史》了，字号略大、行距略宽，便于老花眼后随手翻翻。头一本是1988年在春熙路购入的，版权页上写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北京初版、1985年湖北第7次印刷。有点绕口和费解，但也有趣，毕竟是30年前的事情了，可以连这绕口一并收藏了。书中有程十发的几十幅插图，线条有力而又潇洒，人物略夸张，市井气十足，颇像我小时候喜欢看的连环画。画马二先生游西湖，足足占了两页纸，背景恢弘，男女大小19个，俱情态可掬，一群鲜衣靓丽的妇人粉气逼人！马二先生皱眉苦脸，被逼得转头不看，真是憨得可爱。还有张慧剑的几百条注释（没细数，至少几百条），可以不读，但读了也能记住些常识。我读书杂，知识是有一些，但似是而非的多，缺常识，不确定。
    在成都24中念高一时，我做作文，在这书中第一回顺了几句雨后湖景的句子，被老师用红笔怒批：你照抄《儒林外史》，不觉得生硬么！把我吓了一大跳。却转而对老师颇为佩服。那是1977年，没几个人读《儒林外史》。我15岁，老师姓王，二十几岁，返城知青，没念过大学，矮小、清瘦，但眼珠子转得相当有精神，讲一篇课文（那时的课文十分乏味），会扯出很多事情来，十分有趣。
    王老师也好学，常去找游老师请教。游老师50多岁了，很胖，面白、慈祥，常带微笑，心里却比王老师还骄傲，但凡学生向他说起报上的文章，他总是睥睨地一哼。他是川大中文系毕业的，批改作文用毛笔蘸了红墨水，寥寥数语，字有功底，然而圆润，内容也温和，但都批在点子上。
    我下课后，喜欢去游老师办公室讨教、聊天。那是一间很大的平房，粗略隔成三间；窗外一块操场、两棵蹒跚的老槐树。游老师随和，容忍我的无知和放肆。我聊得高兴，会在他的桌上坐下、甚至躺下，他叹口气，也就算了。跟他聊天，是最快乐的学习。有次正聊着，王老师来了，他在纸上写下一首古诗，跟游老师交流。他说，是梁武帝的，边念、边写，我偏头过去，看见是首七绝，没见过。王老师写一句，我心头记一句。两位老师交谈的详情，我已忘了，但那诗我记住了三句：
    天霜河白夜星稀，
    一雁声嘶何处归。
    早知半路应相失……
    第四句忘了，咋个也想不起。又过了20来年，我又记起这件事，把丢失的句子搜了出来：
    不如从来本独飞。
    这诗，真有说不出的凄哀。但作者我却又记错了，该是梁简文帝。
    梁简文帝是梁武帝的儿子，只在国破后做了两年傀儡皇帝，死得也可怜，是被叛将用土囊压死的。
    这是后话了。
    如此简切的白描，是中文写作中最高级的语言
    我细读《儒林外史》，已是1980年代的最后一个秋天，这时我已在报馆工作了6年。我处理完稿子，就去书店、资料室抱回一摞摞的书，又从家里挑了些书来，都堆在一张沙发上，我则坐在另一张沙发上，安心读了起来。许多书是重读，但感觉天地如此之新，所见所得，甚于初读。《战争与和平》《儒林外史》即是其中的两部。关于前者，可以写成另一篇文章，且按下。
    《儒林外史》的知名度，不在《红楼梦》之下，但人们熟知的，也就是范进中举。这只是第3回中的一部分，因为选入了教材，再被贴上“讽刺文学”的标签，实在把这部伟大之书的丰富性，大大简化了。这很像契诃夫在中国受到的误解。
    我在静得发怵的办公室，把《儒林外史》逐字读了一遍，又一遍。吴敬梓不是个喜剧作家。他写喜剧吝于用词，写谎言轻描淡写，写罪恶入情入理，写沉痛并不哀号。然而，他的沉痛是写得极深的。因为有痛，人心就还是被血泡着的。譬如第5回，严监生最为人乐道的，是他的吝啬，临死还要把两茎灯草挑灭一茎。然而，吴敬梓写他对亡妻的思念，却至为深情。思念成病，渐渐就病倒了：
    不想春气渐深，肝木克了脾土，每日只吃两碗米汤，卧床不起。及到天气和暖，又勉强进些饮食，挣起来家前屋后走走。挨过长夏，立秋以后病又重了，睡在床上。想着田上要收早稻，打发了管庄的仆人下乡去；又不放心，心里只是急躁。那一日，早上吃过药，听着萧萧落叶打的窗子响，自觉得心里虚怯，长叹了一口气，把脸朝床里面睡下。
    这一小段文字，我反复念了10遍以上。如此简切的白描，包容了漫长的季节更替，一个人的痛苦、衰朽，是中文写作中最高级的语言。尤其是错落的短句，举重若轻，干净至极，却又富含着弹性，真可谓：“痛苦一刀砍下来，诗就短了。”
    就小说语言的精纯而言，《儒林外史》可能比《红楼梦》还高出一点点。
    钱钟书的《围城》，许多人说受到了《儒林外史》的影响。这是有道理的。然而，钱钟书聪明过甚，俏皮话张口就来，已近于轻巧，稍嫌油滑。另外，《围城》读来畅快，角色都像一流的演员，说着钱氏精心撰写的台词，却始终见不到他们的本心。因为，他活得有趣，唯缺沉痛。
    我把读《儒林外史》的所思，一点点积攒起来，写成短文，在成都工人报开了个专栏，叫“儒林散步”。陆续发表了约20篇。我有时寄去，有时则从我的报馆散步到那家报馆，亲手送到。那报馆正处春熙路腹地，曾经是《新新新闻》报的旧址，蒋介石曾为之题写：“日新又新。”然而已是很旧了，一座老楼、半个老院坝，氤氲着时间的尘雾。春熙路商铺挤商铺，市声鼎沸，我每次走进那报馆，都有点恍惚，像在打盹。
    成都工人报后来没有了，老楼、老院子拆掉建成了商厦，一个长梦终于做醒了。
    我又从“儒林散步”中抽了几篇，投给广东的《随笔》和林贤志主编的《散文与人》，得以先后发表。这两份杂志，我也很久没见到了，但愿还安好。
    那时候，我还没有开始写小说。但重读《儒林外史》，让我领会（或印证）到，语言的几个关键词，白描、克制；还要有味道。
    约20篇“儒林散步”，都是手稿，写在报馆的300格稿笺上，每篇五六页，先起草稿，再誊抄，还间或有修改，都以极小的字工整填写在行缝里。这种写法，今天也算古典了。可手稿和样报，我都找不到了。值得一记的是，我由此养成在重读、细读时琢磨语言的习惯。
    中国古典长篇的好，正在于它的短
    我出版了两部小说后，有记者问我，小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说，语言。记者说，昨天采访了一位教授，他回答是结构。我哦了一声，没再说什么。
    语言，结构，谁是第一，此事无关对错。我以为是语言，但也觉得教授自有其道理。譬如一部长篇小说，语言一般，甚至比较粗糙，但结构合理，故事容量大，且引人入胜，又还比较深刻，也可以称之为力作。畅销，有很好的口碑，也是应该的。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路遥先生的《平凡的世界》，在我看来，都可归之于这一类书。语言的高下之分，似乎对它们没有大意义。
    我还听到一种说法（虽说是一种，其实是得到很多人认同的）：长篇小说的语言，不能太精致。相反，应该粗糙、芜杂些，这样才能容纳下更多的东西。举出的最有力例子，也是《白鹿原》《平凡的世界》。
    我承认这一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但也在承认《白鹿原》《平凡的世界》是力作的前提下，看到它们的不足：它们不耐读。读头遍感觉还可以，重读则难以下咽。这好比看电影，《教父》《阿甘正传》《断背山》可以反复看，故事已不再重要了，十看不厌的，是精湛的表演、精妙的台词、精致的摄影、动人的配乐……种种这些，构成了它的高品质。而一部小说，它的品质即取决于语言。小说家用缺乏艺术感的语言，去完成一部优秀的艺术品，这是难以置信的。
    我还注意到，陈忠实先生、路遥先生，还写过一些中短篇小说。客观说，它们没有一篇是上乘的。中短篇，尤其是短篇，对语言的讲究、挑剔，已接近于诗歌了。故事，撑不起短篇的梁柱。短篇的优异，在于语言的意味。
    苏轼的《记承天夜游》，也可当作一个短篇小说读。全文84个字，让人玩赏不已，即在于作者有性情，文字有趣味。而没有小趣味的作家，都挺无趣的。看《东坡志林》，处处读出他的小趣味、人味、大不拘。
    那，用精致的语言能否写出优秀的长篇呢？我以为是能的。所能举出的首例，即《儒林外史》。自然，听到的反驳也是有力的，往往引用鲁迅先生的话：“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换句话说，它可能更像是一部短篇小说集。不知这是否是鲁迅先生的原意，即便是，我也有点不同意。长篇的写法，有各种的可能。中国古典长篇的好，正在于它的短，《西游记》《水浒传》，甚至《红楼梦》，都是由一个一个相对独立的故事连缀而成的。这也颇像绘画，说《清明上河图》吧，很多人围在拱桥上，看那艘穿越桥洞的大船，但也有很多人不看，自顾自走路，路边歇息，算卦、卖药，赏花、瞅柳树发芽……自得情趣。用油画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水墨，这是可叹的。
    张爱玲《异乡记》，咀嚼人生的况味
    去年盛夏，我在机场遇见一位写小说的汉子。他问我在读什么？我如实回答：“张爱玲。”他笑了笑，说，“喜欢这种小情小调的东西啊？”我想了想，该对他说些什么，但终于也是笑笑，啥也没说。他很能写，发表、出版了很多小说，我读过其中一点，的确不是小情小调，是没情没调。仅仅是故事。
    我买的第一本张爱玲小说，是《倾城之恋》，收入短篇16个，基本就是她的《传奇》的全部。我通读了一遍，并没多想，也就放下了。
    张热后来降了温，当初的张迷纷纷倒戈，撇清和张的关系，以示自己的成长和矜持。这时候，我开始细读她的书。起因是备课，要找些书重读。在学校的小书店里，抽出了一本极薄的《异乡记》，是张爱玲去温州寻找逃亡的胡兰成，一路所记见闻。排版很稀疏，也只凑了90多页，正文实际不超过3万字。我在飞机上读了一遍，到了住地，窝在旅馆里又读了一遍。次日再读……至今记不得读过多少遍了。我从前是低估了她。
    我原以为她就是故事写得传奇，加之旧上海的背景、且用笔又狠又刁，所以大受热捧。然而，《异乡记》中并没有故事。她拖着生冻疮的脚，一路走着写，坐火车、汽车、鸡公车、轿子（其中一种轿子是木盆，吊在扁担上）……大乱之后的残山剩水，都让她看在眼里。而她写得多的，却是人。人情带出世态，是1946年的中国乡土。
    她在客居的人家，看见一对又老又穷的亲戚，过了午饭时候，吃着佣人搬上来的饭：
    老两口子对坐在斜阳里，碗筷发出轻微的叮当。一锅剩饭，装在鹅头高柄红漆饭桶里，热气腾腾的，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黄粱初熟”。这两个同梦的人，一觉醒来，早已忘了梦的内容，只是静静地吃着饭，吃得非常香甜。饭盛得结结实实的，一碗饭就像一只拳头打在肚子上。
    只有这样的文字，才能让人咀嚼不已。咀嚼什么呢？人生的况味。
    我把《异乡记》推荐给身边朋友读。有位朋友说，“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字字留痕。她的古典底子太好了”。我说，“不对。她就是古典的一部分”。
    “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一点也不差。”
    写到这儿，我忽然有了一点烦躁，想赶紧收尾。今天写书的、读书的，还有几个在意文字、细节的玩味呢？两点之间，直线是最近的，玩味就是绕弯路，这又何苦。
    今天天晴，从书房窗户望出去，能见到50公里外的青城山。然而，环绕的新楼、漂浮的尘霾，把山影屏蔽了。这是让人郁郁不乐的。惟其如此，也就忍不住再玩味一次也好。
    《儒林外史》29回，写杜慎卿与友人在岗子上小聚：
    坐了半日，日色已经西斜，只见两个挑粪桶的，挑了两担空桶，歇在山上。这一个拍那一个肩头道：“兄弟，今日的货已经卖完了，我和你到永宁泉吃一壶水，回来再到雨花台看看落照！”杜慎卿笑道：“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一点也不差。”
    这样古典、安详、却又日常的情趣，已经不可复返了。
    也许，再过100年还会回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