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认为一个民族语言的发展常常呈现为“平衡—失衡—再平衡”的过程。所谓“失衡”一般指一个民族的语言在受到外来语言影响时，它在词汇、语法方面总会有比较大的改变，出现“新”与“旧”杂糅；随后它会在旧的基础上吸收新的、外来的词汇与语法，实现“新”与“旧”的融合，从而达到“再平衡”。汉语在近现代史上的变革其实也典型地体现了这样一个过程。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出现颠覆了旧的语言格局，它经历的是从“平衡”到“失衡”，而它以传统汉语为基础吸收欧化语、文言与方言的成分逐渐走向成熟，就是从“失衡”走向“再平衡”。以往中国学界对中国文学语言问题已经做了较多研究，但此前对文学史中的语言运动与论争，以及作家个人语言风格研究比较多，而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发生、发展的整体研究相对较少。
    张卫中近年来一直关注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整体研究，2013年出版了《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变迁史》，最近又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发生与流变》。这两部著作的不同在于，前书的重点是描述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变迁的线索，关注文学语言与时代变革的关系，描述时代变革对作家的影响，以及每一个时代文学语言呈现的总体特点。本书则更致力于探讨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发生与发展的规律，以文学语言的发生发展为中心，观察语言与文学的互动，观察不同时期文学语言建设遇到的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与方法，以及对文学建设产生的影响。该书的创新主要有三个方面。
    从作家个人语言变革角度探讨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发生的过程。作者认为，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发生并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过程，五四作家虽然是大致同时开始了从文言向白话的转变，但每个人的转变都是特殊的，这个转变有不同的背景与方式，不同的语言背景也会在他们使用的白话文中打下特殊印记。作者认为，现代白话其实是用西文的思维方式对传统白话改造的结果，因而，五四之前，新文学作家大都有一个准备过程，他们通过学习西语或大量阅读西文著作先期有一个思维方式的转变，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实现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真正掌握现代白话文的特点。例如,鲁迅在江南水师学堂学过英语，在矿路学堂学了德语，到日本后在学习日语的同时，又继续学习了德语；除了学习外，他还翻译了《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以及短篇小说《谩》《默》《四日》。在对西文的学习和使用过程中，他的思维方式明显受到西文的影响，而当他把这种思维方式用之于白话文，用西文的思维方式对旧白话进行改造以后，就率先创造了具有现代特点的白话文，在“五四”以后他也比较顺利地实现了从文言到现代白话文的转型。
    从语言与文学的互动角度观照中国文学语言的建设与发展。在新文学史上，语言与文学的关系从来都不是单向的，而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例如，1930年代新文学在题材和体裁上都有很大的拓展，体裁多元化，反映的生活也更加多样化。而现代白话对这个时期的作家来说还是一种较新的工具，当他们用广角镜反映生活时，就有必要让语言有一个“跟进”，其中每一步都要经历大量的实验与探索。例如在中长篇小说创作中要用现代白话做大量的心理描写对新文学第二代作家就是一个新的课题，他们必须用更复杂的句子、更为多样的词汇描写现代人变幻不定的心理活动。经过多年的探索，20世纪30年代作家进一步提高了新式白话的素质；在文学题材和体裁的扩容中，拓展了新式白话的疆域，也进一步展现了它的长于叙述精密复杂之事，描写变幻多样心理活动的长处。
    从整体上考察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发展历程，注重考察不同时期语言建设遇到的主要问题，关注语言建设的阶段性和连续性。作者认为，五四时期中国文学语言经历了一场近乎脱胎换骨的变化，其后，它在语言建设上面临着繁杂多样的任务。但是，五四以后，文学语言的建设并不是平面地铺开，而是体现了轻重缓急。在现代文学30年中，新文学作家最初着手解决的是汉语书面语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一方面他们要借鉴、吸收翻译语体、文言与方言中的有益成分，提高现代文学语言的表现力，但他们同时又要克服过分欧化、过多使用文言与方言而导致的语言混杂。到了新时期，中国作家在解决了中国文学语言的一些基本问题以后，才有条件致力于解决由语言变革带来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即由文言到白话变革带来的汉语诗性被淡化的问题。在新时期很多作家都致力于中国文学语言诗性的建设，努力在现代汉语基础上再造中国文学语言诗性的辉煌。
    当然，“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发生与流变”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张卫中虽然作出了较深入的研究，但是有待拓展的空间还是很大，作者虽然搭建了一个整体框架，也探讨了其中的重要问题，但他主要还是勾勒了一个线索，如果能够将整体线索与每个时代的代表作家联系起来，这项研究就可以更为丰厚详实，展现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发生与流变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