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前初识香港著名文学史料家卢玮銮，笔名小思。她不无感慨地对我说：“真佩服内地学者，弹指之间就能写出一部文学史。我是香港人，搞了半辈子香港文学史料，也还不敢写香港文学史！”小思所说的“佩服”当然含有弦外之音，但也切中当下内地学界的时弊。可不是吗？少则半年一年，多则三年五载，一部“新时期××史”，“二十世纪××史”“中华五千年××史”乃至“世界××史”就热腾腾地出笼了。我也曾有此经历。那是1958年夏天，我还是南开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学生。当时全国各条战线都在创奇迹，放卫星，牛皮吹破天也不纳税。我跟一些同学在高年级同学、诗人小剑（已故孟伟哉）的领导下，发挥诗人的想象力和激情，居然在半月内写出了一部《苏联文学史》。当时敲锣打鼓向系党总支报喜的情景，至今历历如在目前。 我特别崇拜那种思想深邃的理论家，在擅长搞宏大叙事的学者面前也自惭形秽。不过，按生活常识判断，兴建崇楼广厦不也先要备好一木一石吗？言不及义的烦琐考证固然不可取，但科学的探微索隐难道可以缺失吗？有学者说，原典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如果原典的面貌模糊，甚至颠倒错乱，以此为据的“宏大叙事”岂不等于痴人说梦？最近有人发表高论，说文学研究（特别是鲁迅研究）不是科学，理由是阐释作品没有标准答案。我倒是认为文学研究不但是科学研究体系中的一个分支，而且文学研究中的考据学是最符合科学求真精神的一门学问。然而在当今的学术评估体制下，倾情于考据的学者受到的待遇是极不公正的。不管用什么手段，只要能在所谓核心期刊上发表两篇所谓论文，就可以评上研究员或教授，工资、奖金也会随之飙升。而考据方面的文章却往往不被当作学术成果，写这类文章的人或被视为迂腐，或被视为低能。有人把当今社会里出现的某种畸型现象概括为“劣胜优汰”，比如在市场上大豆酿造的酱油被化工调制的酱油击败，正常的黄心鸭蛋被注射过苏丹红的红心鸭蛋击败，优质食用油被廉价地沟油击败……当然，一切比喻都是跛脚的。我这样说，绝不是不加辨析地以微观考据为“优”，而以宏观思维为“劣”。只是认为微观考据中有可以传之久远的“干货”，而有些峨冠博带的宏论，其实掺有必将迅速化为泡沫的“水货”。我更希望这两种研究能在学界受到同等尊重，这两种类型的学者（不是“伪士”）能长相敬而不相鄙。如果比喻失当，言词偏激，也无非是为那些被冷落的考据派学者鸣不平而已。记得鲁迅说过，鹰攫兔子，叫喊的是兔子不是鹰；猫捕老鼠，啼呼的是老鼠不是猫。发点牢骚，说点怪话，鸣点不平的人，往往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寂寞者，被压抑者。 跟当今那些像华威先生频频参会又频频早退的“学术明星”比较起来，龚明德其人的确是寂寞的。他曾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六场绝缘斋”，表示他置身于当下这个急功近利、喧器浮躁的社会，执意要跟官场、商场、赌场、情场、舞场、赛场绝缘。我曾请教他为何要把“赛场”也归入“绝缘”之列？回答是：“赛场除开斗牛、赛马，主要是人跟人较劲，我不愿把有限的精力耗费在与人明争暗斗上。”明德兄不仅立斋明志，而且身体力行，这在当今学界当然难免打入另册。不过，“六场绝缘斋”飘溢的书香，不仅有浓郁的芸草香味，而且蕴含了无穷的人生智慧。学术智慧，这又是令人羡慕，令人神往的。 据拜谒过“六场绝缘斋”的人士说，这其实是一处五十平方米的宿舍，居住着明德兄一家五口。那几万册珍本书刊，有的藏在墙壁内，有的则打包装箱。古代搞考据的文人有“鬻田买书”或“廉俸所入，悉以购书”的传统。明德兄也是布衣粗食、囚首垢面而购书。1997年2月，我收到了明德兄寄赠的《新文学散札》，收录了他五十篇精彩纷呈的考据文章，后来才听说，这本书是靠友人捐助才得以出版的；用句糙话说，就叫做：“赔本赚吆喝。” 一部学术史证明，很多传世佳作都是在坎坷困顿中诞生的。我可以断言，明德兄的很多文章都会历久弥新而不是昙花一现。他在文学史料研究领域的成就，除了发掘出一些不应该被忘却的作家（如章衣萍）的生平逸事之外，还有两个亮点：一是版本的考证和汇校，二是书信的钩沉和解密。当今已进入新媒体时代，电子邮件取代了书简尺牍，所以书信的钩沉十分不易，正应了一句古诗：“可怜大地鱼虾尽，犹有垂杆老钓翁。”明德兄就是这种力图竭泽而渔的钓翁。他收集书信的范围从珍稀书刊扩展到文献档案（如1982年5月14日巴金至胡乔木信），又从文献档案扩展到拍卖图录。这些信函大多为作家“文集”“全集”“书信卷”所未收，实可谓用心良苦，功莫大焉！ 明德兄收集资料具有视野的开放性，考证资料具有科学的严谨性。一封年久发黄的信，断头短尾，少日缺年，要考证清楚谈何容易？明德兄凭着他的学术功底，增补和纠正了若干信件的写作时间。如原定为1935年12月30日冰心致林语堂信，因涉及向《人间世》 投稿事，被明德兄订正为1934年。手迹辨字也是一门学问。有一封徐志摩致梁实秋信，不足百字，一些版本中的释文错误竟多达十余处。明德兄当然不是什么都懂的神人，但是他细心加虚心。凡认不准的草书他就向书法行家请教。搞史料考证的人，细心和虚心是缺一不可的。 在一般读者心目中，史料考证的文章味同嚼蜡，不堪卒读。明德兄的功力，却表现在能让人从一封看似鸡肋的函件中嚼出美味。比如，郭沫若1959年2月17日致巴金、靳以短简，仅24字，落款尚缺年月。《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 信函卷收入此信时，释文又把“谨请审阅”误辨为“望请审阅”。经作者考订，不仅订正了释文的讹误，确定了写信的年月，而且考证出“谨请”《收获》 杂志两位主编审阅的作品即为历史剧《蔡文姬》。作者又根据1959年2月14日郭沫若致周恩来信，进一步指出直接授意他为曹操翻案的就是周恩来。这就让读者了解到一个经典剧目的发表过程及其创作的政治背景。 在中国学术史上，考据学原本占有一个十分显赫的地位，特别是明清之季，出现了引领风气的顾炎武，堪称中坚人物的戴震，以及集大成者王国维； 考据的范围既有历史事件和书籍版本的真伪，而且包括了音韵、校勘、训诂乃至历算学、金石学等诸多领域，出现了举世公认的学术辉煌。但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考据学的被冷落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除开有前文提及的评估体制、学术偏见等外在原因，也跟考据学后继乏人，未能形成一支充满学术活力的队伍，以及未能产生相应的学科理论、形成具有指导意义的学术专著不无关联。在这种情况下，珍视龚明德这样的“熊猫级”人物，不断发掘其著作的学术价值，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诗经·小雅·伐木》中有一脍炙人口的名句：“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意思是鸟儿在树上啼鸣，是想寻求友伴的共鸣。瑞士汉学家冯铁出版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在拿波里的胡同里》，特请明德兄撰写了一篇序言，题为《富有实证意识的国外学术同道》。此次明德兄增补再版《旧日笺·民国文人书信考》一书，降格以求，邀我写序，也是视我为“实证研究”队伍中的一员。我在引以为荣的同时，仓促写出了以上读后感言，虽自觉敷浅，但也是作为对这位寂寞的耕耘者一种友情的回应罢。 (龚明德著《旧日笺·民国文人书信考》，2013年1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近期将增订再版) 原载：《文学报》2015年08月27日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