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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稿往事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光明日报 谢大光 参加讨论
组稿乃编辑第一要务。回忆起漫长的编辑生涯,许多人、许多事挥之不去。 1983年,我离开《散文》月刊到百花文艺出版社二编室编书,我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组稿。二编室为诗歌散文

    组稿乃编辑第一要务。回忆起漫长的编辑生涯,许多人、许多事挥之不去。
    1983年,我离开《散文》月刊到百花文艺出版社二编室编书,我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组稿。二编室为诗歌散文编辑室,落实政策回来的老编辑董延梅任室主任。这是位面冷心热的老大姐,平日里不苟言笑,遇到面露笑容,一定是撞见了好稿子。二编室有两套看家书,一是重新恢复“文革”前“小开本”散文,一是新编现代名家散文选集丛书。编“小开本”我不愁,《散文》三年结识了一批实力作家,资源充足,组稿大有余地;另一套就不然了。现代散文被认为成就在小说、诗歌之上,名家多,重复出版也多,容易编成一锅杂烩。“百花”这套书要求编选者有学术眼光,须撰写万字以上长序,阐析该作家散文成就的特色和地位,且通常是高校、社科院研究现代文学的学术带头人,我对此完全陌生,搭不上手,心里着急。
    老董看在眼里,不动声色地把她组到的《梁遇春散文选集》交给我责编。由梁遇春带领进入现代散文世界,是我的幸运。这位一生仅仅经历27个年头的作家,以总数不过50篇的作品,凭着对独立思考的坚持,在群星璀璨的现代文坛站定一席之地。梁遇春还是位翻译家,最早将英国小品成系列译介到中国来,他的散文写作亦受到英国小品影响,被称为“中国的伊利亚”。那时,我对外国散文刚开始发生兴趣,梁遇春的文字趣味甚得我心,看稿就是享受。
    1983年12月《梁遇春散文选集》(鲍霁选编)顺利出版,放开了我的视野,正值中国散文学会在天津成立,借学会活动之便,我先后组织安徽大学方铭编《茅盾散文选集》,社科院文学所张梦阳编《郁达夫散文选集》。那时,张梦阳刚由廊坊师专调到北京,林非先生知道我在编现代散文,积极促成梦阳和我合作。1985年,通过上海朋友应国靖,我组织到了施蛰存先生的散文选集。这位长期遭到曲解、被称为“出土文物”的耄耋老人,20世纪30年代以“新感觉派”小说领风气之先,散文我第一次读到,惭愧自己的孤陋寡闻。出书前后,我两次去上海拜访施老,没想到历经磨难的老人思维活跃,十分健谈,毫无遗世之气。编施老的书是个给文化人长志气的过程,边读稿,边感慨,世事沧桑,生死难料,命运沉浮谁敢说自己能够把握,然文字终能战而胜之。我把心中感慨寄托在“内容提要”中:“作者在时代长河中浮沉颠簸,历经曲折,但始终保持着对于生活的挚爱之心和对于学识的求索之志,这些使得他的随笔式散文,温柔之中微见忧思,素朴平淡的字里行间常含机智幽默,读后令人回味无穷。这是一位曾经被曲解、被遗忘的作家写下的,不会再被遗忘的作品。”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现代名家散文丛书出版逾50种,在书架上占了整整一排。书像人一样,一旦排立起来气势就有了。闲时我喜欢用目光扫视这一排书,一次突然发现,书阵里缺少一个应该列入的名字:钱钟书。
    我读过钱先生的小品《写在人生边上》,薄薄一本书,10篇短文,不到三万字,谈文论世,语多梗刺,有英国小品文的痕迹,又和梁遇春不同,钱式幽默里透着战乱年代的困顿与忧思。我和钱先生交往不多,80年代初,承李健吾先生引荐,曾两度去南沙沟寓所拜访,就外国散文译介讨教。那时《围城》还没上荧屏,小说的再版也有些周折,闲谈中,先生略有微词,给我的印象,对自己的著作,尤其是数量不多的文学作品,先生很谨慎,也很看重。
    1985年,我的第一部散文集《落花》出版,寄给先生指正,也算答谢。那时我已年逾不惑,一事无成,心中有些苦闷,不免流露到文字中,《落花·自序》中有这样几句:“我们久久期待着一个新的开始,这一天来到时,我们却青春已逝。百花盛开,我花独谢,颓唐是很容易的,却又不甘心。”没想到钱先生察觉到我的情绪,来函引用《离骚》“餐秋菊之落英”的古注,提示我,“落”是“初”“始”之意,因菊花不落,并特意申明“此诠大可移赠”。殷殷之心,令我感佩。
    《写在人生边上》初版于1942年,此后钱先生再没有编过散文集,我想,先生主要精力放在治学上,40多年了,专著之余也有散章问世,至少于序跋、书简两项,着墨不少,按传统散文的标准,以小品为主体,辅以序跋、书简、杂著,编一部选集正当其时。以我编辑《施蛰存散文选集》的经验,不以散文家称名的散文,可能驳杂一些,却也可能更自在丰赡。我为自己的想法所鼓舞,查找了不少资料,将初步想法充实为自认具体可行的建议,遂致信先生,希望得到俯允。
    信是1988年10月间寄出的,好长时间没有回音,我已经不抱希望,又忙起其他事。转过年来一月,突然收到钱先生的回信,拆开信,依然是熟悉的八行笺,毛笔字密密麻麻写满十五行,从字迹上看,较三年前笔力弱了一些。钱先生先是表示歉意,“我老病未痊,又患腹疾经月,近日始稍能照常饮食,遂未早答,请恕宥为幸。”接着,针对我的编书建议,写了这样一段话:
    拙作实不足道,前数年福建重印,乃我不得已顺从柯灵同志之命。香港、台湾皆在重印;国内纸张缺乏,贵社不必做赔本生意。短序等已蒙舒展兄收入花城本;书信乃私人酬酢,不宜“透明度”太高(蓄意准备公开者是例外,我素不喜写“公开”的“私”信)。兄热心好意,我万分感激……
    信的落款12月15日,邮戳上发出日期是12月25日,猜想先生大约行动不便,身边又缺少帮忙的人,以致十天后才得发出。我意识到,我的约稿实在不是时候,顾不上其他,赶忙复信表示理解,并为我的叨扰致歉,出书事容日后再议。
    2004年退休时,多年集下的信件装了满满一大麻袋。回到家里有时间从容做些自己的事情,我把钱先生的来信仔细读了两遍,从“冷水”中竟读出一些暖意。当年是我不识时务,贸然打扰了对方,钱先生尽可一口回绝,不须多加解释。而先生抱病回复,逐条说明拒绝的缘由,可谓煞费苦心,先生是怕冷了我的心啊。这是一次失败的组稿,然而于我,心中却是熨帖的。
    (作者:谢大光 系散文家,百花文艺出版社原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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